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1)02-0065-04 英国后现代主义文论家戴维·洛奇(David Lodge)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新的语境中达到新的综合所产生的“另一种艺术”。它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否定性和颠覆性，批判传统的写实再现的现实主义。但它却反对现代主义的贵族化倾向与学院派作风，打破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并抨击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宣布主体死亡，而走向毫无激情的冷漠的纯客观艺术。在这点上，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以“否定”意义而超越和扬弃了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又同样反对现代主义的典型观，以及理性主义的再现摹仿和人与世界的意义模式，攻击其对确定性的追求，宣布“不确定性”是自己的本质特征。[1]正是不确定性揭示出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品格。这是一种对一切秩序和构成的消解，它永远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这种强大的自毁欲影响着政治实质实体、认识实体以及个体精神——西方的整个权力话语。仅在文学中，我们所有一切关于作者、读者、阅读、写作、本文、流派、批评理论以及文学自身的思想突然间都遭到质疑。反对本文意义、反对解释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倾向。洛奇指出，后现代主义本文抵制阅读，“因为它不想落入某种易于辨认的模式或节奏，于是便在阅读程序上效法了世界对于解释的抵制。”[2]洛奇认为，现代主义的等级秩序原则已经失效。后现代主义奉行无等级秩序和非中心原则，这就意味着对后现代本文的发送者来说，在创作本文的过程中，必须拒绝对语言或其他元素作有意识的选择，一切都是无选择的偶然行为，甚至是一种“自动写作”。同样，对于准备按照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阅读本文的接受者来说，无等级秩序原则就意味着避免形成一种作者读者首尾一致的解释，一种对创造意义和对“原意”追求的企图。因而，避免作出解释是现代作家对读者的要求。对读者而言，你可以采用任何手段去译解本文，但这与作者和本文毫不相干。据此，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本文具有不同于现代主义精心编撰的严谨结构，它的创作和接受的惟一原则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决定一系列固定不变的规则。去寻找意义是既无可能又无必要，阅读行为和写作行为的“不确定性”本身即“意义”。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1931-1989)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是一位文体冷峻、具有形而上学的反讽、沉思式的超然与对政治敏感的小说家，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批评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后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正如他之前的海明威是现代作家的新一代之父一样。”[3]巴塞尔姆这样声明：“我的歌中之歌是不确定原则。”[4]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写作原则。 第一，悖论式的矛盾。后现代主义小说形象的不确定性，使得每一句话都没有固定的标准，后一句话推翻前一句话，后一个行动否定前一个行动，形成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消解形态。从表面叙述上看，巴塞尔姆的短篇小说《辛伯达》(1987)[5]中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具有丰富的浪漫主义航海历险经历的水手辛伯达，另一个是八十年代美国大学教师“我”。“我”生活贫困，衣着寒酸，被白天上课的学生看不起，但他充满浪漫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还是打动了学生们：“要像辛伯达一样！迎着风浪前进！……我告诉他们，与大海融为一体吧！”学生们说，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说，完全错了。“有华尔兹，剑杖和耀眼眩目的漂积海草。”根据前文，是水手辛伯达在他第八次航海失事后向传来华尔兹音乐的树林走去。这里，人们难以分清讲话的是水手辛伯达还是大学教师“我”或者水手辛伯达与“我”是同一个人？形象的不确定性使读者感到本文与现实世界一样模糊不清，无法分辨。另外，语言的自相矛盾表现出一切都在不定之中。小说《罗伯特·肯尼迪从溺水中被救起》(1968)[6]是这样描述罗伯特·肯尼迪的性格的：“他对同事既不鲁莽也不过分友善，或者说他既鲁莽又友善。”后现代主义小说又像是虚构又像是事实，如《罗伯特·肯尼迪从溺水中被救起》所描写的事件似乎实际都在生活中发生过，每一个片断都像一份写实报告，而巴塞尔姆本人却说：“除了肯尼迪敌意地评论一位几何图形派画家的作品这一点以外，什么都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7]再如小说《辛伯达》中的主人公，好像是两个，一个是水手辛伯达，另一个是大学教师“我”；或者主人公只是一个，过去的水手辛伯达后来成为现在的大学教师“我”。这种似是而非，或此或彼的人物形象，使任何想准确意义的企图完全落空，剩下的只能是“怎么都行”，你把它理解成什么，它就是什么。 第二，并置。后现代主义作家写作时，并不给出一种结局，相反，往往将多种可能性结局组合并置起来，每一个结局指示一个层面，若干个结局组成若干个层面，既是这样，又是那样，既可作如是解，也可作如彼解。并置的依据是：事物的中心不复存在，事物没有什么必然性，一切皆为偶然性，一切都有可能。同一性的哲学秩序消散了，那么，只能将数学式无限多的可能的“秩序或非秩序”强加于人的经验之上，使人真正明了自己处身的世界没有什么历史理性和必然性的法则，有的就是可能性。小说《解释》(1970)[8]是以四个中空的方格引发的问答展开的。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以指出若干层面的若干个结局构成。如第一部分就包含以下互不相关的结局：不知道这部机器是否有助于改善政府；小说死了，被发明它之前就存在的东西代替；对这部机器不信任，不感兴趣；人群中一位漂亮的姑娘不与人交流……；问答者之间内容互不相干而包含更多不同结局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