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1-0126-07 鲁迅曾经说过：“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1](p460)鲁迅的这段话，与英国作家吴尔芙和美国学者布朗有关俄苏文学的评论正好相合：“如果我们寻求对灵魂和内心的理解，那么我们在哪里还能找到如此深刻的理解呢？……我们从所有俄国大作家身上都可以看到圣洁品德的特征。正是他们这种圣洁的品德使我们为自己的没有灵魂的天真品质而感到羞愧，并且使我们的如此赫赫闻名的小说家们变成虚饰和欺骗。俄国人的理智是如此真挚而又富于同情心，其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恐怕也必然充满不可解脱的哀愁。”[2](p438)“在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俄国文学可能是最伟大的。二十世纪自1917年革命以来，俄国文学……仍然是光辉灿烂的文化之一。”因为“俄国作家不仅满足了美学经验，也满足了思想的需要。大多数作家都充当了教育者和鼓舞者的角色。”[3](p48-59)俄苏文化之所以格外能够打动20世纪中国文化人，与俄苏文化中的强烈道德感、鲜明理想主义精神密切相关，也与俄苏文化中博大、恢弘的气质，感伤、抒情的风格有关。因此，研究俄苏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成了揭示20世纪中国文学品格的要素之一。 一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在俄罗斯，道德的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4](p13)在俄苏作家的创作中，深重的道德感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弱者、对受苦受难的大众寄予真挚的同情与悲悯，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进行猛烈的批判。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都出身于贵族、地主之家，可他们都对黑暗的农奴制、对贵族、地主阶级的腐败作出了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对小人物的不幸进行了感人至深的描写，并企图在他们的作品中对“怎么办呢？哪里更好些呢？谁是有罪的呢？”之类问题作出解答[5](p6-7)。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黑暗的批判、对正义的呼唤与伏尔泰、雨果、左拉、易卜生的正直一样，都是人道主义、理想主义情感的证明。不过，相比之下，西方人道主义的呐喊似乎更富于慷慨激昂的锋芒，而俄国作家的人道主义情感更多表现为深沉、感伤的忧思和叹息。这里是人道主义情感的两个境界。它们昭示了不同的民族精神、不同的文化品格。在西方作家慷慨激昂的呐喊声中，体现出西方民主主义精神的深入人心；而在俄罗斯作家深沉、感伤的忧思和叹息中，则隐隐使人感受到东正教的悲凉精神。 第二，建立在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和民主主义情感之上的民粹主义精神。因为同情受苦的民众而与他们共命运，直至由于良心的感动而产生“罪孽和忏悔意识”，由于热爱人民而“企图模仿人民的生活方式”[4](p103)。托尔斯泰为自己的贵族生活而痛苦的情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苦难理想化的情感都是民粹主义情感的典型体现。这种情感是俄罗斯作家最突出的精神标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孽感、忏悔意识与卢梭在《忏悔录》中表现出来的罪孽感、忏悔意识虽然都发自肺腑，但前者那种近乎自虐的凝重感、痛苦感，那种将民众的痛苦与自己的情感紧紧相连的情感，又是与卢梭面对上帝的情感颇不一样的。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民粹主义情感是俄国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源泉。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传统。在20世纪追求国家富强、民族解放的事业中，他们自然会从邻国俄罗斯那儿找到自己的精神导师。 “五四”那一代作家大都受到过俄苏文学的洗礼。王富仁的研究表明，鲁迅是在经历过广为搜求、多方尝试、精心思考、严格选择的漫长路程后才格外注重从俄罗斯“为人生”的文学中汲取精神养分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执着而痛苦的追求激情、博大的人道主义感情，使鲁迅的小说显示出俄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果戈理那“含泪的笑”、契诃夫的悲悯情怀、安特莱夫的孤寂与冷峻、阿尔志跋绥夫的消沉与悲观，都溶化在鲁迅的作品中[6]。周作人虽然最推崇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学说，但也认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因此，俄国的“主张人生的艺术”自然适合中国的文学家，“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7](p72)。郁达夫也说过：“世界各国的小说，影响在中国最大的，是俄国的小说”[8](p14)。他认同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形象，也神往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病态心理的深邃。巴金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那里找到了真诚无畏的力量，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获得了深沉又热烈、悲悯也感伤的博大情怀；茅盾多次谈及托尔斯泰给自己的巨大教益；艾芜的《南行记》中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高尔基的《草原上》等“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艾青崇敬叶赛宁的抒情才华，也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豪迈所激动；夏衍、曹禺的戏剧创作也都深深打上了契诃夫的烙印。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作家的创作显然没能达到俄罗斯作家已经达到的阔大、深邃境界（是因为才力不够？还是因为急功近利之心太切？或者是像周作人指出的那样，有民族性方面的差异？（注：周作人认为：“俄国人的生活与文学差不多是合而为一，有一种崇高的悲剧气象……中国的生活的苦痛，在文艺上只引起两种影响，一是赏玩，一是怨恨。……概括的怨恨实在与文学的根本有冲突的地方。”对此，他从宗教、政治、地理等方面进行了大略的分析。参见《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载《艺术与生活》第73-74页。），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净化中国现代作家的灵魂，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所产生的影响，却可谓至深至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