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8年，辉格派诗人、散文家威廉·迈森以一首攻击牛津大学的诗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唉，这是多大的变化……”他借女神伊希斯(Isis)之口宣称： 看吧！哥特式准许令在我所有的海岸猖獗， 看吧！九头蛇般的派系遍布其不敬的势力， 毒害人的感情，搅乱人的心智， …… 学问，曾经向众生播散其智慧的光芒， 现今却只背地里闪烁偏狭的一孔之见。（迈森 1810,325） 最近，澳洲小说家克·考奇在接受米勒斯·富兰克林奖时的演说中也是同样的腔调。他把学院批评和愈演愈烈的派系纷争联系起来：“在这个国家里，学术同行间的怒气、敌意和怨恨有增无减——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利益团体和各种帮派。这类事情正蚕食着成就的乐趣，即我们文化中哺育创造力和乐趣的那种和谐。”（考奇，17） 我之所以把这两段哀叹大学教育的文字并置一处，并非要提醒大家太阳底下无新事，至少对学术界的不满不是这样。很显然考奇的“利益团体”和迈森的“九头蛇般的派系”，均指隐身于大学中的宗派主义，它可以摧毁作为真正的文学之基础的人类知识。但真正使我感兴趣的是这两段文字与我们称之为文学的现代体制化间的关联。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迈森那首攻击牛津的诗表达了英国人文学界的一种新情绪。他所反对过的那类派系纷争就是詹姆斯二世复辟王朝时期的产物：这首诗旨在重建一种未受那些曾抵制过汉诺威王室及国会霸权的人所玷污的现代英国自由的谱系。但迈森仍未能采取一种更自信的政治姿态：他的诗结尾时伊希斯避开公开辩论，实即避开公众诗歌，而提出她将“平静而顺从地拥抱我更卑贱的命运，／并欣然选择遗忘而非羞辱”。他所选择的学术生涯听来像是文学生涯——这种自觉退出政治领域时所处的情感及政治的框架预示了迈森的朋友托马斯·格雷第二年写的著名的《乡村墓园哀歌》。 不久迈森便招来一首批评他的诗，托马斯·华顿的《伊希斯的胜利》。华顿批驳了迈森的论点：他首先暗示迈森自己即是辉格党人，写此诗是为了邀功请赏。然后他驳斥了迈森的隐退策略，指出在牛津缪斯女神一直扮演着一种高傲的支配性角色：她一直被用来荣耀自己的民族，使其更臻完美。为支持这一论点，华顿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哥特式的过去在迈森那里是牛津的老朽和倔强易怒的代名词，现在却代表了具有生命力的传统——一种既是文学意义又是武力上的传统。 这两首诗共同让我们认识到一系列复杂但又并非那么内在一致的价值，观念以及现代文学的体制化所必备的基础问题：对政治的公开拒斥，从公共领域逃向孤立的个体自身，着眼于民族统一和教化而对文化——或者说缪斯女神——的召唤，以及当代文学作品和学院批评的紧密结合。 本文将描述一下当代的文学艺术创造与文学的边缘化间的某些共谋关系，旨在鼓励文学研究去接纳并积极响应这种边缘性。当然首先应该看一下时下对文学的评论情况和方式。 简单说来，现在的文学评论大致呈现三极状态：即传统立场，政治立场和社会学立场。其中传统立场已经身不由己地政治化了。现在它仅为其中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与一个更大的文学系统中的特定部分相关联——这些部分包括媒体和书评，出版工业和作家们的写作周，现在主要在中学的某些课堂，以及一些针对政客及公众而奋起捍卫文学研究的活动，像一些慷慨激昂的大学领导那样。因为与历史感、批判性以及研究和试验相脱离，传统的文学价值越来越变成了一些陈词滥调。总之，对传统文学观的冷落，部分是由于如电影和广播媒体之类新兴文化技术的挑战，另外则由于旧式英伦经典的解体。文学遗产的解体是一个复杂的事件，其中重要因素就是使这一经典合法化的秩序结构相对丧失了其政治和经济权力——这一世界体系由白种（主要是男性）欧洲人支配，而且凭借高度分层化和等级化的性别角色并围绕着单一性别结构来实现。 随着这一秩序结构的退却，政治批评便进入了文学研究。文学现在在一种新的精神中被重新历史化了，经典作品的阅读与异性白种男人的全球权力意志联系起来。当然我们应该记住政治性阐释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我们姑称之为后结构主义——强调在现代性中不存在霸权与批评性间的截然对立，所以尤其是文学经典中总有潜在的非正统因素，总能在使其合法化的同时消解其文化－政治身份和使命。第二种立场——即身份政治——推崇古今那些可被阐释为支持迄今受压制的文化身份的文本：最明显的是那些受特权阶层白人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压迫的自主女性，男女同性恋者及少数族人民的文本。这些新的团体所诉诸的正是从华顿和迈森这样的正统文人那里发展来的文学表达的力量。 当政治批评日益衰竭时，社会学立场却逐渐得势。社会学批评虽也带有政治批评的基本历史主义倾向，却不在任何政治运动中公开进行操作。相反它以一种准科学的客观态度考察文学创作的机构制度基础。这里我们还可区分出两种倾向：一种受福科影响，另一种受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影响。对新福科主义者来说，文学价值的历史应主要从文学的体制化这一角度分析——也就是说，文学是为了培养好的公民。而对布尔迪厄主义者来说，领域不仅包括作家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生涯，还涉及读者趣味。趣味和生涯自身即从属于一个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社会—经济有机结构；在这结构中，不同的个人获取文化资本和金钱资本的能力不同。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学领域的等级化有助于维持更大社会结构的根本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