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创造是小说艺术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历来的小说家、评论家都对这一问题做过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探讨。英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就说过： “我相信所有的小说都得与人物打交道，都要去表现人性——小说的形式之所以发展到如此笨重、累赘而缺乏戏剧性，如此丰富、灵活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步，正是为了表现人物，而不是为了说教，讴歌式颂扬不列颠帝国。”[①] 我这篇论文的写作力图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从小说中的人物理论角度切入，来分析、研究中国20年代小说理论。为我们探索20年代小说创作的精神结构找到一条理论途径。同时，对于我来说，这样的研究过程，也是一次对自我灵魂的理解、反省的理性批判的过程。 一 20年代小说理论的建构是认同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的。从理论内涵上看，小说艺术开始做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样式来加以探讨，并且，深入到小说艺术形式内部的结构、人物、背景等审美要素。我以为，其中的人物理论尤其具有理论深度和价值。可以说，在人物理论的焦点上最充分体现了20年代小说观念，审美意识上的现代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20年代小说理论本身，就可以发现对人物的理论探讨一直贯穿于当时的小说家、评论家们的笔下。下面略举几例。 胡适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小说科发表了《论短篇小说》的讲演，他说道： “人说赵子昂画马，先要伏地作种种马相。做小说的人，也要如此，也要用全副精神替书中人物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唐以前的小说，无论散文韵文，都只能叙事，不能用全副气力描写人物。《虬髯客传》写虬髯客极有神气，自不用说了。就是写红拂、李靖等‘配角’，也都有自性的神情风度。”[②] 一九二二年，瞿世英在《小说的研究》上写道： “小说的范围便是人生，小说家的题材是人们的经验和人们的感情。他们所写的是他们观察人类之所得，人们的情绪与思想。……总之，他们（指小说与诗）所注重的是人。“人”是他们共同的注意点”[③] 茅盾在发表于一九二五年的《人物的研究》一文，更是明确地指出： “最近因为人物的心理描写的趋势很强，且有以为一篇小说的结构乃不足注意者。……惟因人物之创造尤为作家及批评家所加意讨论。故此编先论人物。”[④] 随后，郁达夫在出版于1926年的《小说论》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Henry James在他的一本parfial porfraifs里，有一段关于俄国作家杜葛纳夫（即屠格涅夫——笔者）的话：‘在他，一篇小说的胚胎，并不是结构，——（结构他是不管的）是几个人物的显现。’……本来小说里的事件，都系由人演成的，人物当然是小说中最重要的要素。”[⑤] 好了！这些大段的引文已经显得有些冗长、累赘。不过，我这样做，主要是力图以理论的历史型态来说明对人物的研究在20年代小说理论确实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既然，我们已找到坚实的立足点，接下来，就应该更深入到小说艺术的人物理论内核。探讨一下，20年代作家们在人物创造方面究竟做了哪些有价值的理论探讨。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所在。 1.对人物性格的理论阐述。对这个问题，在茅盾的20年代小说理论中有着系统的探讨，就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自沈雁冰这几年探讨小说理论的文字而言，除了强调小说的‘主义’之外，至为重视的就是人物性格了。”[⑥]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针对旧小说那种商家“四柱帐”式的叙述指出：“须知真艺术家的本领即在能够从许多动作中拣出一个紧要的来描写一下，以表现那人的内心活动；这样写在纸上的一段人生，才有艺术的价值，才算是艺术品！须知文学作品重在描写，并非记述，尤不取‘记帐’式的记述。”[⑦]他在《人物的研究》一文中，更是全面地阐述了人物创造的理论问题。他认为，在人物描写上，无论一个小说家用简笔，还是用工笔，“这二者，虽方法不同，形式也不同，其能传神则一。”[⑧]“一个小说家若希望他所创造的人物有极大的吸力，能引起读者无限的兴味，则最好他创造一个有个性的人物。”[⑨]值得注意的是，茅盾还把人物区分为“静的人物”和“动的人物”，前者是指“小说中人物自从开篇的时候便已是一个定形，直到书终而不变”描写的是“一个性格如何应付各种环境”；后者是指“自从开篇以至书终，刻刻在那里变动”描写的是“许多不同的环境或事变如何影响而形成一个性格。”[⑩]茅盾这样对人物的理论区分和阐释与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1963年出版的《小说面面观》一书中对人物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福斯特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扁形人物”与“浑圆人物”的区分：“就最纯粹的形态说，扁形人物是围绕着单一的观念或素质塑造的：要是扁形人物身上有一种以上的因素，我们就看出了朝着浑圆人物发展的那条曲线的开端。”[(11)]我在这里，引述福斯特的观点，并不是着眼于他们二者之间理论上的比较，而是想指出：对于一个创作中理论问题，真正有创见的理论家都能从不同方面得出一个相近的结论。茅盾所提出的观点远远地早于福斯特，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展现了中国20年代小说理论的成熟和创造性。 2.对人物内在心理的注重。20年代的小说家们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理论上对人物的内在世界的探索表现出极其敏感而深刻的兴趣。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人物性格探讨的内在化、具体化。关注人物内在心理描写几乎成为20年代小说家、评论家们分析、探讨西洋小说的重要尺度。周作人认为爱伦·坡是“善写恐怖、悔恨等人情之微”[(12)]胡适评价莫泊桑时则说他很能表现小人物的“真实的心理”[(13)]茅盾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指出：“在近代俄国文学史上，陀思妥以夫斯基又是开了新纪元。……病态心理的描写，也是陀思妥以夫斯基的特色。从前英国的迭更司也颇有这倾向，但不及陀思妥以夫斯基更痛彻。”[(14)]对于陀氏，鲁迅则有更精辟深刻的评价，鲁迅指出：“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也是“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5)]小说要展现人类的灵魂，表现丰富、复杂的人性，这是西方文学一个自觉的艺术传统。18世纪小说家菲尔丁就宣称小说应该是描写人性，赞美“真实的人性”，暴露“虚伪的人性”[(16)]19世纪的简·奥斯丁在她的小说《诺桑觉寺》里指出：“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20世纪小说家如H·詹姆斯，弗吉尼亚·伍尔芙，普鲁斯特，乔伊斯更是把小说艺术的笔触探进人类意识的几乎所有隐秘、微妙的角落。伍尔芙甚至把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界定为“精神主义”。这里，我对西洋小说传统（尤其是英国小说传统）做了一个简要的概述，仅是为了说明20年代中国小说家们对西洋小说的理解。评价是相当准确的。他们对西洋小说的心理描写的理论关注，不仅体现了这一代小说家较高的艺术鉴赏力，而且说明了中国20年代小说从传统的情节小说向性格小说、心理小说的转换是在一种自觉的，理论倡导的型态下完成的。如果说20年代小说家们对西洋小说心理描写的兴趣和关注，主要以评论的方式加以阐述的，那么，落实到具体的小说中人物创造时，他们又提出哪些有价值的理论见解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问题。我以为，在这方面，艺术感觉敏锐的郁达夫一些论述尤其值得注意。郁达夫把人物性格的描写方法分为“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两种，他尤其推崇“直接描写”中的“心理解剖”。他说：“心理解剖为直接描写法中最有用之一法。要明示人物的性格，随时随地，把这一个人物的心理描写一点出来，力量最大。”“因为人的心理复杂混乱，不容易寻下笔的线索，描写得过多，又有使读者容易起幻像消灭的反感。”[(17)]他在节译的《小说的技巧问题》一文中还说道：“我们若不想研究（小说技巧）而已，若一定要研究的时候，可先从研究人的心理入手。情感的长成变迁，意识的成立经过，感觉的粗细迟敏，以及其一切人的行为的根本动机等，就是我们研究的目标”[(18)]事实上，郁达夫把研究人的心理仅仅归结为小说的技巧问题显得有些简单化、片面化。研究人，表现人不仅是小说艺术世界的主体，同时，也是小说做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审美独特性。离开了对人性的深度理解和表现，离开了对人类灵魂的观照和描写，小说艺术就无法在一个荒原般粗粝、动荡的时代中长成参天大树，就无法放射出人性灯塔的光辉。就是因为小说是关于人性的艺术，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艺术，是塑造人类灵魂的艺术，所以，它对于我们才会是如此的亲切，如此富有震撼力，如此的迷人。就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