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来，对我处执行《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情况及职工的心态进行了粗浅的调查和思考，有下列几个问题需要提请各级组织注意—— 1、“为时过晚”与“亡羊补牢” 调查表明，职工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存在着“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为时过晚，积重难返”、“花样翻新，与我无关”等消极、抵触心理。这类“病态心理”，是社会外部环境形形色色的事例（存在）在企业内部职工队伍中引发的必然反应（意识）；不容讳言，这类逆反心理，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去年9月18日《工人日报》在“认真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专栏发表沈阳飞机集团公司4位劳动模范所说的“早几年抓爱国主义教育就好了……”，便是例证。 实践证明：开展一项工作、发起一项活动、组织一项教育……必先“望闻问切”，掌握实施对象想些什么，抱什么态度，然后“对症下药”，释疑解惑；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亦不例外。因此，对于上述有碍于教育健康开展的“病症”不能回避矛盾，讳疾忌医，而要“正面出击”，迎难而进。 我认为，要首先解开的第一道“扣”是：既承认引发职工上述“病症”的“病因”（客观存在，无法掩饰）又理直气壮地展示我们党的历史画卷，引导职工从千年古训的回音中得到启迪，坚定信念，积极参与，“从我做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激励职工从仁人志士的呐喊中受到震动，隔岸观火，埋三怨四，颓废沉沦，无所作为，决非爱国者所为。我们虽不能寄望于听一次报告、看一场电影、组织一次活动、瞻仰一处圣地，即可毕其功于一役；但是可以坚信，只要不是心怀叵测、冥顽不灵的“人”，通过情理交融的灌输教育，润物无声的耳濡目染，定能滴水穿石，入脑入心，激发良知，焕发力量。 2、“教育重点”与“以身作则”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各级党政机关要带头加强对全体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爱国主义教育。”“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如何辩证地理解、准确地把握《纲要》提出的“全民”、“重点”、“特别”的关系，是确保《纲要》顺利实施必先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把上述问题置于“必先解决”的位置呢？ 国家是全民的国家，进行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不言而喻的应有之义；而青少年因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制约，思想意识上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陷。跨世纪者，置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内的各类政治教育的重点，以期培育成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才，是顺理成章的，必不可少的。问题的症结乃在于如何解决“特别”和“以身作则”的问题。 鉴于历年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实施各项教育内容的教训，有的党组织、有的领导者已形成了一种“习惯做法”；把自身单纯地置于“施教者”的位置，而忽视了“互为主客体”和“双向教育”的原则。由于这种片面认识和偏颇行为的影响，个别身负不同领导职务的干部，对学习很不重视或不很重视，疏于自律，不仅直接阻碍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且由于思想滑坡后所派生的各类问题，在职工群体中产生了负效应。针对上述情况，中央再三强调领导干部必先加强理论学习，思想政治工作要进班子；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还以振聋发聩的标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撰文在报刊发表。由此可见，在实施《纲要》的全过程中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必须全面理解“特别”一词的深刻含义，强调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解决了这个“前提”，“上梁”正了，“全民”教育和“重点”教育必将引入良性循环的健康轨道。 3、正面灌输与寓教于乐 近年来，一提到宣讲、报告等上大课正面灌输的教育方式，就冠之以“你说我听、你打我通”、“简单说教”之类轻蔑、贬低、否定的称谓。俗语云：人言可畏。这种屡见于群众议论和新闻媒介的片面说法，竟使某些政工干部也产生了不知所措的惶惑和人云亦云的误解，对这种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的传统而有效的做法望而却步：紧密针对国际舞台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的时事报告少了，及时配合重大事件的辅导报告少了，系统教育代之以零打碎敲的座谈、“对话”和美其名曰“喜闻乐见”的寓教于乐的活动。 本文立意不是一概否定具有一定教育作用的寓教于乐的活动，而是绝对否定那些否定严肃系统、正面灌输等传统方式的说法和做法，根本否定那些以“乐”取代无法取代的正面灌输。 在这里，我想摘引1994年2月22日《新民晚报》发表的题为：《‘老日子’是个什么样？——日本一小学让学生吃忆苦饭》的短讯，文中写道：在日本大米欠收后，岩手县的一所小学让学生吃“忆苦饭”，使那些在发达国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孩子，吃一吃二战后祖父辈所吃的杂合饭，“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试想：为什么在以艰苦创业为本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被有些人“笑掉牙”的“老皇历”，反而会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吸收”过去作为教育后代的“验方”呢？再如众所周知的美国西点军校竟以当今某些炎黄子孙谑称为“户口迁走了”的“雷锋叔叔”作为对学员进行道德准则教育的典型教材，上述二者，东西合璧，异曲同工，发人深省。这难道不是对那些数典忘祖、对传统一味否定的人最辛辣的讽刺、最深刻的启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