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道德建设中，有一种传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这就是“抓两头，带中间”，其工作载体较多的是开展诸如学先进评先进和“五好”家庭、文明单位等各种具有先进性要求的活动。随着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意识深层的变化，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同时，提出新的工作思路，运用新的工作载体，以弥补过去的不足，使思想道德建设更有成效。我在奉贤县主管思想宣传工作期间，在坚持“抓两头、带中间”的同时，于1987年提出了“用大多数促极少数”的工作思路，并按照这一思路，开展了具有广泛性要求的农村“新风户”活动和企业“新风职工”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新的工作思路和新的载体受到了市委和中宣部的肯定，推广到了全国许多农村地区。中央和上海的新闻媒介几乎均作过报道。可是进至今日，据我观察，或许是由于思维方式改革的不易，也或许是由于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所以在思想道德建设中仍然只注重于传统的工作思路和工作载体。因此，有必要对上述这一新的工作思路、新的工作载体进一步阐述我的看法，以引起更多政工干部的关注和讨论。 思想道德建设的这一新思路新载体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实际出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连接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肯定，“抓两头、带中间”是我们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长期运用的一种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它已成为一条行之有效的传统经验，今天我们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因为任何有人群的地方总是有好、中、差三种人，差的一头对社会的进步起消极的甚至破坏的作用，当然不能不抓。好的一头，即先进的一个层次，他们身上体现的先进思想、先进道德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无疑应化大力气，树立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发扬先进思想，先进道德。然而，在实践中也不难看到，“抓两头、带中间”，往往“中间”这个大多数并没有完全带动起来，特别是在一些风气不好的地区和单位更是如此。有人说，评先进有名额限制，被评上的太少，结果是少数带不动多数，犹如“小马达带不动大机器”一样。此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应该看到，由于我们长期来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认识不清，对于与这样一个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适应的思想道德水平缺乏研究，因而长期来在思想道德建设上，只注重先进性要求而忽视了广泛性要求，只注重开展具有先进性要求的活动，也就是只有先进性要求的工作载体，缺乏广泛性要求的工作载体。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很好地把现阶段对社会全体成员应当提倡发扬的先进思想道德和必须做到的基本要求加以必要的明确的界分。即使在文件上，或者在一些干部的口头上，也讲对不同层次的人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是先进性要求的工作载体是具体的，而广泛性要求的工作载体是空洞的。试想，那种无论怎样“拼命跳也摘不到桃子”的先进性要求，对“中间”这个大多数人来说，怎么会有很强的吸引力呢？“新风户”活动作为符合上述新思路的工作载体，其标准是广泛性的。我在农村调查中了解到影响农村道德风尚的毕竟是少数人，落实到家庭，也不过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也就是说，50%左右的家庭是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的，是基本上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道德要求的，理应肯定这个大多数，依靠他们去促少数的转化。“新风户”标准确定为家庭中没有搞封建迷信、没有赌博、没有吵架和虐待老人、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等“十个没有”，这里并非要求做到怎样先进，只有在这些方面做到“没有”即可，就能在家门挂上一块标牌，这项活动对广大家庭形成了社会舆论压力，直到了用大多数促极少数的教育效果。一些后进家庭“怕评不上新风户，脸上不光彩，媳妇难娶，女儿难嫁”而纷纷转化便是生动反映。因此，在开展“五好家庭”等各种创先进活动的同时，开展具有广泛性要求的“新风户”活动正是弥补了我们过去忽视广泛性要求的缺陷，体现在道德建设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指导思想，因而唤起了千家万户主动参与的热情和一起向上的积极性。 思想道德建设的这一新思想新载体是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地位出发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物质文明的主人，同时也是创造精神文明的主人。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基本观点决定了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包括道德建设中坚持依靠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原则。从农村来说，现在人们对农民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主人，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大家最经常接触到的一点就是没有农民种田，就没有饭吃。然而，对农民是否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人，从认识到实践，在干部队伍中并没有完全解决。例如有些干部对农民的教育，总是将自己居于农民群众之上，我讲你听，我打你通，完全把农民置于被动受教育的地位。当这种教育方法收效不大时，便往往埋怨农民愚昧落后。 我们并不否认教育农民的问题仍然是个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还存在，旧思想、旧观念、旧习俗在农民身上会经常表现出来。长期来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民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愚昧落后的东西时不时会顽固地表现出来。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在人的思想道德和人际关系上会产生种种新的矛盾，开放也会对农民思想不断产生种种冲突。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教育。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群众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因此而对依靠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原则产生怀疑。必须充分看到，翻了身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特别是农村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眼界开阔了，自主权增强了，他们的思想正在摆脱狭隘的小生产观念。如果说，农民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自己客观存在的两个文明建设的主体地位意识不强，那么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就显得不同了。例如在生产上，过去干部瞎指挥，农民听任摆布，可现在农民有了自主权，谁瞎指挥，农民就不买谁的帐。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无不如此。例如农民自娱性的增强，不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同时也为显示自己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在农村一度掀起家庭演唱会盛况空前便是明证。一些家庭明明知道自己演唱水平很差，可偏要上台表演一番，这不正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反映吗？又如，在农村“新风户”活动中，有个村出现农民争抢“新风户”标牌的新鲜事。为什么？因为在农民看来，这块标牌是衡量一个家庭家风门风的标志。因此，我们在思想道德中，应该让农民的这种主体地位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变成一个群众自觉的运动，思想上自求解放的运动，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亿万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形成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舆论力量，促进社会风气的不断好转。在这方面，传统的工作思路，把“中间”这个大多数作为带动对象，不能充分体现其主体地位，也不能充分体现依靠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原则。相比之下，“用大多数促极少数”的工作思路和与其相适应的新的载体农村“新风户”活动肯定了80%左右的家庭，并使他们评上了“新风户”，挂上了反映家风门风的标牌，又采取了群众性评比的方法（将标准交群众讨论，自我对照，自报公议，张榜公布，送牌上门），因而调动了大多数家庭的积极性，并依靠他们有力地促进了后进家庭的转化，收到了出乎人们意料的良好教育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