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社会在进入90年代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期，改革开放更全面更迅速地向前推进，带来了从经济生活到社会生活乃至人们精神生活的更为全面深刻的变化。 比如在政治方面，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大的进展，但一些社会机制逐渐有所松动，政治气氛比较宽松，人们的情绪得到缓解逐渐平和下来。而在经济方面，南巡讲话之后，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之下，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更大，直至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此带来了经济生活前所未有的活跃繁荣局面。对于老百姓来说，发财致富已不只是心底的愿望，而是成为生活实践中无须讳言的公开追求，并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鼓励竞争，也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至于文化方面，更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各种文化形态都在寻求发展并显示出各自的价值取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当然仍是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以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神圣使命；而面向消费市场的大众文化则迅速发展，它直接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为群众的娱乐消闲服务，以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接受被称为“快餐文化”，虽然从社会地位看它显得更为边缘化，但由于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作为源头活水，自有其蓬勃生机。而介乎于这两者之间的学术文化（或称“精英文化”），本是以追求学术真理、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始终不渝的目标，然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却时常处于两头顾盼之中，尴尬而困惑。 改革开放快速发展，市场经济潮流涌动，当然也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精神、心理等方面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或者说具有时代特征的变化。比如，个体性更为突出，个体意识更为强化。理论界有一种看法，市场经济与个体独立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自主性经济，而自主性经济就要求发挥一切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必然要求和依赖个体独立；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最为根本的意义也就在于促进普遍的个体独立，解放个人，推动人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它最主要的历史作用。（参见高清海：《从人的生成发展看市场经济》，《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 确立个人为本位自然就要肯定和发展个人利益。事实上，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个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地位逐渐得以现实的确立，这样也就带来了价值观念的转变，比如从原本的以无私奉献、无条件绝对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向追求个人利益、个人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转变；从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向现世主义的价值目标转变；从一元价值观（集体本位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等等。 总的来看，90年代人们的政治情结（比如对政治权力场中是是非非的关注议论）在弱化，而经济利益的意识则在强化，人们从以往的经历中意识到，与其去关心那些太遥远、并且又不明真相的东西而上当受骗被愚弄，还不如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讲求眼前的实惠和当下的实际享受。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独立性的形成，对个人利益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发展“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但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社会转型更多是受民众直接利益愿望和感性欲望的驱动，而缺少社会理性的规范导引，况且国民整体素质偏低，就难免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造成国民精神和心态的种种不良倾向或误区，如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虚假化倾向等等（参见邵道生：《当前国民心态的误区》，《北京青年报》1995年2 月23日），导致道德观念、理想信念、精神品位的下滑，带来人的本性的失落与沉沦。如果用贾平凹对80年代时代情绪的概括来比照，似乎可以说90年代人们生态的浮泛和心态的浮躁，可能更甚于80年代，并且城市更甚于乡村。 2 随之而来的是文学进一步转型。90年代文学继续着从社会文化中心到边缘的位移，当然这种“边缘化”并不是文学所自觉和甘愿选择的，而是由社会变革的潮流涌动对文学的不断抛离所造成的，其中主要是政治与商潮对文学的双重抛离。 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中，历来是复杂而微妙的，这既关涉着当政者对于文学的态度，也与社会民众的政治热情相关联。在民主革命的年代，全民族都在寻求光明的政治出路，政党和民众的政治热情及愿望与文学相互呼应，文学在这种与民众政治愿望相一致的自觉追求中充分实现和确证着自身的价值。然后在以政治为中心、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一切都为政治这个中心服务，文学也不例外。一方面，文学被纳入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系统中发挥作用，其社会地位和优越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它毕竟只是政治的奴仆和工具，被动地受驱使，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品格与价值。文学的内在自由本性使得文学家们不能不对这种丧失独立性和自由的处境感到屈辱和反感，从而产生拒斥情绪。因之有不少文艺家或直接或委婉地表达对“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强制性要求的不满，极力呼唤文学的独立品格和自由本性。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结构发生调整，政治已无意于对文学多加控制，文学也庆幸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与自由。回顾80年代的文学，可以分明感受到那种获得解放的欢欣之情。况且，社会改革正在方兴未艾之时，民众的政治热情依然十分旺盛，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自由地呼应着民众的政治热情与愿望，依然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坐标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和确证自身的价值。然而到90年代，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推进，从上到下全社会的兴奋点都愈益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利益上来，民众对自身实际利益的关心更甚于对政治的关心，即使文学关心政治，社会民众也并不关心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学被抛离的命运，带来文艺家严重的失落感。文艺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心态，一种既不愿被政治束缚、又害怕被政治抛离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对于90年代文学转型发展的潜在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