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门别类是人的一种智慧，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在品评人物、文学当中采用分门别类的方法，例子像《世说新语》、《唐语林》以及后来许多诗话、词话，不胜枚举。可以说以分主题的方式来把握文学中国有深远的传统。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则是20世纪的事。大约四分之三世纪前，顾颉刚先生在北大率先采用主题学方法，研究孟姜女故事传说。其后钱钟书先生作《管锥编》、《谈艺录》，其中多有就某一文学主题前寻后绎，钩连中外之处。其他学人在研究中也往往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就某一主题溯源绎流。可以说主题学的研究，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法。但更自觉地采用这一方法，并取得实绩，使学界日渐瞩目的还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在这方面不能不提到王立教授。 80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学主题学领域中，辛勤耕耘的王立，是同行们较为熟知的一个。他的主题学研究，独树一帜。台湾师大陈鹏翔教授，在为其《十大主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版）所作的序言中曾称之为“中国大陆利用主题学理念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最有成就的年轻学者”。继《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中国文学主题学》（全四册，含《意象的主题史研究》、《江湖侠踪与侠文学》、《母题与心态史丛论》、《悼祭文学与丧悼文化》）等颇有分量、反响广泛的专著之后，他近来又推出一部历时九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复仇主题》。王立的主题学研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仅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其论文就有40篇。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十大主题，九大意象，悼祭、侠义和复仇文学主题史，以及目下的小说母题史。而且每一阶段的课题都在持续滚动发展。 十大主题是以抒情文学为材料，针对文人阶层自我的特点，围绕创作主题与对象间的物我主客关系，划分为对自然万物、社会历史、人际关系、自我本体的春恨、悲秋、出处（仕隐）、怀古、黍离、相思、思乡、惜时、游仙、生死这十大主题。同时作为传统文人的人生课题，直接逼近、揭示文人的文化性格和雅文化心态。为了说明主题的传承流变，注意了其发端、阶段性和各自的代表性意象。 九大意象，作为十大主题续篇，将描述剖析重点移置到构成抒情文学最小元件的词语符号上。在此，王立拣选了具有代表性的九个惯常意象，按其物象来自动植物、无机物、心造虚幻物而选了柳、竹、雁、马、石、流水、海、黄昏、梦作为研究对象。以这九个意象的内蕴及其各自流变，观照文学主题意义的多重复调式的具体表现，进一步洞察文学作品中那些稳定性的文化——民俗投影。 至于悼祭、侠义和复仇文学主题史，则是文学题材主题同文人心态史结合的大面积尝试。前者，以抒情文学为主；后两者，以野史笔记和小说史传为主，但都是超文体的。它们不仅是文学题材主题专门史，而且明确地受到了单位观念史学、心态史学等影响，并且向民俗学、文学人类学研究靠拢，将原始神秘思维同艺术审美思维的研究结合，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基本特色。 小说母题研究，他更多地注意到以大文学、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叙事文学，尽量“悬置”名著，而将热情投入到那些较少为人们关注的二、三流作品及纷杂的笔记野史。不少影响到古代小说文本基本构成的重要母题诸如道教天书、佛经复仇母题，以及母题的外来渊源、母题与制度、母题与类书关系等等，得到了较为集中深入的开掘。 最近，上海学林出版社又推出了王立80万字的系列专著三种增补本：《伟大的同情》、《心灵的图景》、《永恒的眷恋》，即侠文学、意象、悼祭文学的主题史研究，材料更加完善，观点锤炼专精。而他的女性情爱文学主题和小说母题二书也在付梓和成书之中。 王立的主题学研究，我个人体会有如下可取之处：首先，是重视作品的文本本身，尤其注重同一文体和不同文体作品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不以发掘作家作品的特点为第一目的，而是注意将具体作品放在一个个动态发展的系列中客观考察。其次，明确的学科意识和多方借鉴相结合。建设中国人自己的国别文学主题体系，是他多年的追求，但他并不排斥其他的理论方法，而始终以一种宽容、敏感的态度来对待外来的理论。其三，是王立的文学主题学研究，对传统而普遍应用的个案研究等方法和路子是一个良好的补充。其四，在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重复浪费现象，即许多人谈到某一主题时，往往以其所看到的材料为最先，其实这一材料很可能是在以前的文献中就出现过，且已经表现过这样的主题。因而有意识地强调主题学的思路，关注文本的互文性，出现的次第性，至关重要。 无疑，王立所构建的中国文学主题学大厦的已经不是顾颉刚先生当年主要在民俗故事领域里所应用的那个主题学了，王立其实是广泛地吸收了原型批评、单位观念史学、心态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故事学和美学心理学、形象学等多种新理论，予以改造移植，在中国文学的主体结构上运用。80年代以来，国内掀起了新方法的热潮。然而新方法的运用也引来了一些批评和反对，这既有反对者的问题，也有运用者本身的问题。反对者抱残守缺，不愿意也没有精力接受新事物，面对眼花缭乱的新词汇，只有反对而已。而大多数的运用者既没弄懂文学本身的情况，对新方法也不甚了了，生搬硬套，结果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增添了新的魔障。拒绝使用新方法是不对的，原因不待多言。至于新方法没有用好，并不是新方法的过错，恰恰证明要重视新方法的引进工作。王立新方法运用的成功关键在于他很好地解决了“旧方法”与新方法之间的衔接工作。在其著述中，我们看不到引来某种新理论加上几个互不相干的例子那样的文字。他是运用了新的方法，以新的视角来关照中国文学中众多现象，但在表达的时候，他又是从这些现象出发，揭示出其间种种关联，把混沌一片的现象变成清晰的逻辑抽象。这种研究，我们但觉新见迭出，看不到运用新方法而带来的话语魔障，用新方法者感到可喜，用旧方法者也能接受。这恐怕是在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新方法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烟尘过后，王立能独自坚持、成绩粲然的主要原因吧？这里，可以借用李炳海《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序》中说的：“……王立先生的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在方法上兼采众家之长，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探索，因而充满生机和活力。近些年引进的重要方法，他几乎都进行过尝试，……根据所接触问题的性质，需要采用什么方法就采用什么方法，灵活多变，没有固定的模式，因而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王立先生不但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得心应手，同时又有自己的逻辑和规范，即跨文化而不失文学本位，贯通古今而又立足当代，兼顾中西而又突出民族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