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 张新颖 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九月份刚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匆匆忙忙看了一遍，生出一些很强烈的感受，但一时还整理不出完整、条理的想法。倒是有不少的问题想向你请教，这其中，有一些是我个人的问题，有一些是我设想自己作为一个并不是特别熟悉你这本文学史构思的一般读者而提问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多数读者和一些当代文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首先我想请你谈谈这部文学史和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你个人的研究，在思路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譬如说对当年“重写文学史”的思路，是不是有某种自省？我知道你很早就有写“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想法，可是过了这么多年，现在一定会产生出一些和最初想写文学史的冲动不那么一致的东西。 陈思和 关于撰写“二十世纪文学史”的想法，是在八十年代开始的。当时我刚刚写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从方法论上寻找了一种以历史为背景的宏观的研究文学史的形式，觉得打破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将“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意义的整体来综观文学现象，能将当时我对社会对文学史的认识都体现出来。现在看来，当时自以为是有些深度的学术观点其实相当简单化，无非是用对比的方法来暗示文学史发展的曲线图。当然这种曲线图是客观存在，但也是一种比较表现化的存在。文学史更内在隐藏的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文学史所呈现出来的曲线，正折射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心灵被扭曲的现实。这种现实导致了历史的解说者有意回避或者根本无法感受文学史的曲线存在。 “重写文学史”是揭露这种文学史曲线存在的具体步骤，它也是以“二十世纪文学”为理论背景的。因为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相分离的情况下，有许多问题都被遮掩住了。尤其是关于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宣传读物，如果仅仅站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去理解和解释，对文学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解释必然是相分离的。在我看来，文学史的功能不仅仅是陈述一个时期（文学发生时代）的文学事实，而且应该努力解释另一个时代（即当下的文学接受时代）对文学史的特殊的认知。如果文学史不能与当下的感性形式相结合，一味地用抽象的历史的理性形式来压抑感性或扭曲感性，那只是一种教条的没有生命力的文学史。事实上，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正是与这种对感性的脱离有关。“重写文学史”所倡导的是一种摆脱传统教科书模式的文学史研究方法，或者说是倡导一种个人性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它决不是要编出一本新的文学史来取代旧的文学史，只是要求研究者从个人的感性出发，不说假话。如果你对某个作家或作品不喜欢，就认真讲出不喜欢的理由。如此而已。 但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这样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虽然属于感性的范畴，表面上看是纯粹取决于个人的教养与兴趣，但实际上它依然受到某种社会思潮的暗中左右。前面我已经说了，重写文学史是以“二十世纪文学”为理论背景的，它与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讨论文学价值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了八十年代正在逐渐复燃的五四启蒙传统。具体地说，我们是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所能够达到的程度来衡量文学价值的。而这种对独立精神的理解又隐含了三十四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即对社会现实与生存环境的批判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地问：对于那些不是以直接的社会批判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它的独立精神的价值标准如何体现呢？还有，当一部艺术作品存在于世，除了作家的主观思想倾向的自然流露以外，它的艺术因素能不能、进而是如何起积极的作用来纠正、或稀释作家的主观意图？这些问题在八十年代的启蒙传统下是很难被解释好的。我是在完成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那本小册子以后逐渐意识到当时对五四传统的理解存在着狭隘性。我陆续写了关于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和两种启蒙传统的论文，企图从“想像力”和“自由与纯美”的两个方面来补充对新文学传统的理解。但是，我真正有意识地对这一思维模式的突破是在九十年代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九十年代一开始就瓦解了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建构起来的启蒙传统，进而出现了商品经济下的消费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意识形态。这个变化给知识分子提出了两个任务：一是如何在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新的文化规范形成之际，及时总结八十年代启蒙话语的局限性，及时汲取九十年代的文化精神，并通过自己的专业研究反映出时代的信息。二是如何对商品经济下的消费文化保持警惕和应有的批判精神，并根据新的文化特点来继续发扬五四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传统，其中也包括了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这个时代向知识分子提出的任务的复杂性就在于原来的某种稳定性的传统价值观念已经失去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可能，只有在充分吸取各种价值（包括其自身的对立价值）以后，才能在当下新的空间重新营造多元的互动的新价值立场。应该说，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多次争论热点，都与营造这种多元互助的新价值立场有关。承认多元并不是要消解自己的单一立场，而是应该更好地保护单一立场的存在以及与其对立面的自由展开辩论的权利。我把九十年代出现的这种新的文化特征称作是“无名”状态。 所以我主编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尽可能地体现出这一九十年代的文化特征。原来“二十世纪文学”的启蒙话语与用对比手法来揭露历史曲线图都不足以反映这一文化特征。我之所以在九十年代着重探讨抗战以后的文学，是因为那个时代里五四传统受到挑战，启蒙话语的立场受到压抑，文化上出现了国家意志下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五四传统和民间的文化形态三家鼎立的格局。我力图刻画的当代文学史，正是在表面的一元化文化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多元精神的丰富性。尽管它是以很不正常的方式来表现的。因此，在描述当代文学（尤其是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特意引进了民间隐形结构与潜在写作两个概念，使当代文学成为一种多层次的精神现象。这与八十年代提倡的“二十世纪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是不一样的。当然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正在逐渐成为时间的概念，正如文学史上的“先秦”、“两汉”等概念一样，而真正显示了与古典文学质的区别的，应该还原给“现代文学”，即是一种以现代汉语为表达工具、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念的文学。二十一世纪仍然有“现代文学”，但它决不是“二十世纪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