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抑或连续 在文化史研究中，历来存在两种相对立的看法，一种是文化断裂论，即主张不同时代文化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的断裂；另一种是连续论的看法，即认为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虽有巨大差异，但其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连续性和变化的逻辑。自50年代后现代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两种看法。为后现代主义大唱赞歌的激进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都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和对立作为一个确证后现代主义的合法化根据，他们不但强调两者的区别和差异，而且坚信这是西方文化的两个全然不同的阶段。而一些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或反后现代主义者，却偏重于指出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和现代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承传关系。80年代末，国内突然兴起了后现代热，译介和研究也都一边倒，大肆鼓吹后现代就是现代的终结，就是反现代的开始。在我看来，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至少是不全面的。随着晚近文化研究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关于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因此，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看来远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简单。于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远不是简单对立，或后者对前者的单纯取代。两者的历史联系有时比简单的断裂论更富有启发性，也更深刻地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理论研究的难点。本文在此无意全面讨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问题，但想强调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既要注意到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断裂和区别，同时更要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复杂的历史联系。 后现代是现代的自我反思 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两种文化形态，其区别和差异始终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标和结构特征。为了说明两者的历史联系，这里我们首先来简要分析以下有关两种文化形态差异的几种重要理论。 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偏重于从两种文化的不同结构和形态特征角度来加以区分。哈桑指出，后现代的最基本的特征有两个，一个是不确定性，另一个是内在性。前者是非中心化和本体论消失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将一切实在据为己有的精神倾向（注： Ihab Hassan,Paracriticism:Seven Speculations of the Times,Urbana:University of IIIinois Press,1975，pp.54—58。 ）。哈桑后期关于后现代的理论偏重于从认知型角度来探讨后现代与现代的根本区别。菲德勒则抓住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倾向来作文章，他从后现代小说转向通俗小说、科学小说和言情小说这些趋向上，准确地把握了后现代走向“流行主义”的文化策略，这与现代主义那种限于少数文化人的精英主义是截然不同的（注： Leslie Fiedler," Cross the Boarder- Close the Gap:Postmodernism,"in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1900,( ed.) ，Marcus Cunliffe,London:Sphere,1975.）。 桑塔格坚信后现代主义开创了一种“新感性”，她尤其从意义及其解释角度分析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在她看来，现代主义者相信在符号表层之下隐含着某种深层意义，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坚信意义就是表层，根本不存在什么深层意义。因此，现代主义艺术有赖于一种理解和解释，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需要一种体验，一种新感性。所以，她举起了“反对解释”的后现代大旗（注： Susan Santag,Agains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Essays ,New York:Delta,1966,pp.19—23.）。卡利奈斯库对两种文化形态的分析，着重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在他看来，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一元论（或二元论），而后现代主义则昭示了一场多元论的复兴。因此，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一元论的反叛，其多元论是一种首创，它接受了如下事实：存在着许多不可还原的原则，因而也就存在着诸多世界（注： 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n: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瓦森把现代主义美学的基本特征界定为以主观来包容客观，这特别明显地反映在“向内转”的趋向中，而后现代主义就是对这种美学的怀疑。所以，后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坚信，主体之外的世界只存在于主体之外，是不可接近的。这就必须承认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和区别，进而否定现代主义那种把自我和世界融为一体的幻像（注：Richard Wasson," Notes on a New Sensibility,"Partisan Review 36（1969）,pp.460—476 .）。杰姆逊虽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系问题上比较暖昧，但他的基本倾向仍是主张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以国家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分期，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阶段。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一系列的区别和对立，诸如现代主义是时间深度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空间平面化模式；现代主义是主体中心化的焦虑，而后现代主义则是非中心化的主体零散化；现代主义主张自律的审美观，而后现代主义则倾向于商业社会的消费逻辑；现代主义具有个性化的风格，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无风格，等等（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与美国的后现代理论稍有差异，欧洲的后现代理论作为后来者，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为后现代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否定“在场”而强调表征，否定本原而关注现象，强调多元而抛弃统一，重视规范的内在性而非先验性，以及通过建构性的他者来分析现象的方法论，把后现代主义提升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注：参见美国学者卡弘对后结构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理论的总结，见Lawrence Cahoone,(ed.),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Cambridge:Blackwell,1996,pp.14—16。）。利奥塔和波德里亚这两个后结构主义阵营之外的“新保守主义”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作了诊断。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抛弃元叙事（解放的叙事和启蒙的叙事），从追求共识的统一性转向差异、多元论、不可通约性和局部决定论（注:利奥塔：《后现代状态》,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波德里亚则从符号生产的角度指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性终结的社会，即生产的社会转变为消费的社会，仿像的技术逻辑统治着一切，现实被超现实所取代（注： Mark Poster, Jean Baudrillard,(e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英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 既受到美国各种理论的影响，又有欧陆传统的作用，特别是韦伯社会学传统。比如，拉什把利奥塔关于话语—形象的二分，与韦伯合理化过程中的分化以及去分化，还有弗洛伊德自我—本我的区分整合为一个参照系，具体探讨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分野。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在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分化的文化，理论、道德和艺术逐渐取得了各自的合法化；它同时又是一个话语的文化，语言在其中占有根本的地位，理性（现实原则）是基本原则。与此相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是一种去分化的文化，现代主义时期所分化开来的各种边界和特征在后现代条件下模糊不清了，甚至融为一体了；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化又以形象为核心，语言的作用正在被形象所取代，欲望（快乐原则）是基本原则（注： Scot Lash,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1990,p.175.）。 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还可以无限地罗列下去。不同的后现代理论不仅反映在所取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同时也昭示了后现代主义本身的复杂性。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现代主义是一种，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个复数概念；而最近的研究似乎有一种趋向，那就是把多种后现代主义形态逐渐归诸于一种，亦即从福柯所谓的“认知型”方面去把握后现代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的确和现代主义有许多根本区别，无论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实都是显而易见的。以上种种主张后现代与现代断裂的观点，虽然指出了两者的区别，却也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逻辑。英国学者吉尔斯在总结这一问题时指出，有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论争，都涉及到概念的混淆。自杰姆逊以来的后现代主义论述，表现出四种不同的界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