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至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发生止,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改造来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它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些主题: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也包含了相应的主题: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以发展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集体理性的文学观;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五四文学革命虽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成果,但它终于被“革命文学”取代,它的失败,除了社会原因外,还有自身原因。这个历史教训应该记取。 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同样是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行进的。五四时期,科学树立了绝对权威,它不仅战胜了传统的道德主义,而且也排斥了宗教,甚至取代了哲学的地位。胡适曾经对此作出描述: 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至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书评序跋集》,岳麓书社,1987年10月版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性质,造成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道德主义,它认为文学是载道工具,作用在于“美教化、厚人伦”。中国文学理论是表现论、主情说,它根源于这种道德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以科学主义批判道德主义,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的主张,就包含着对文学的客观再现性的肯定。李大钊也主张“为社会写实的文学”。茅盾更从科学主义出发,把文学本质界定为求真: 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就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文学与人生》 茅盾更接受了泰纳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生的反映”,文学取决于种族、时代、环境以及“作家的人格”(后一点是茅盾对泰纳观点的补充)。瞿秋白也认为: 然而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 ——《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 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表情的观点让位于来自西方的文学再现现实、认识现实的观点,这种变化是由科学主义造成的。科学主义取代道德主义,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是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深化、扩展,它适应了中国文学由诗歌中心向小说中心转化的现代趋势。另一方面,对传统的表现论、主情说的摒弃,又造成了新的片面性,它很容易导致抹煞文学的主体性。虽然创造社继承了主情说,声明“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但在理论上是薄弱的,文学研究会倡导的再现论、认识说成为主流,并且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下半叶。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不仅造成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而且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科学主义排斥了任何超验思想,宗教和哲学都不例外。20年代初发生了反基督教运动,五四先锋如蔡元培、吴虞、汪精卫、胡汉民、陈独秀、李大钊、李石曾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或支持了这场运动。非宗教运动依据的主要思想是科学主义。科学也取代甚至排挤哲学,尤其是欧陆的唯理论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胡适等推崇的实验主义哲学属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带有科学主义倾向。中国哲学因其与伦理学融为一体(实用理性)而连同封建意识形态一齐被扫荡。30年代发生的“科玄之争”,以“科学神”战胜“玄学鬼”告终。论战中胡适、陈独秀都坚持科学可以代替玄学(即哲学),解决人生观问题,可以看出科学僭越哲学的倾向延续之久。科学主义对宗教、哲学的排挤,造成了形而上的失落,使文化转型中出现了超验世界的空白,留下了严重的历史后遗症。在文学领域,形而上的失落则体现为文学失去了哲学基础,尤其是美学基础。科学主义使文学成为一种认知活动,它的超越性被抹煞,社会现实意义排挤了审美意义。形而上的失落为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开辟了道路,尽管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霸权是对立的。五四以后,由苏俄传人的“哲学”,以“科学的科学”、“科学与世界观的统一”的名义占据了形而上的空白,并把科学主义暗中转换为意识形态霸权。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由于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和“反映论的文学观”,以及“文学是上层建筑”、“文学的阶级性”观念而渗入了意识形态因素,转化为隐蔽的表现论,文学沦为政治理性的工具、世界观的表现。这样,科学主义便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进化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武器之一。从洋务运动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动力。五四文学革命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仍然有绝大权威,并形成了进化论的文学观。进化论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是在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因而要进行改良、革命、反传统。胡适是比较温和的文学进化论者,但对传统文学仍视为无价值的“死文学”。他断言:“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陈独秀则更为激进,他把文学演变等同于政治革命。他在《文学革命论》中写道:“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因此,他主张文化思想界、文学界进行更彻底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