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及其风雨岁月，中国当代文艺学已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值此世纪交替之际，认真反思和总结这段历程，以便从既往的经验与教训、成就与局限中汲取营养、获得借鉴，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文艺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勾划出一个前瞻性的远景目标，已成为摆在文艺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语境，本文想就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宏观走向作一概略的描述与思考。 中国当代文艺学是以现代文艺学的发展历程和既有成果为先在历史规定和逻辑起点的。因此，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与总结也应该扩展视野，从它与现代文艺学的整体贯通和深在关联着眼。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中国20世纪的文艺学研究在其现代阶段和当代阶段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式发展路线，其抽象意义上的运行模式都是由一元至多元，又从多元到新的一体化综合，也就是由理论守成到创新、突破再到新的理论综合。在现代阶段，中国文论经历了由古代文论系统到西方文论系统再到马列文论系统这样一个由不断的否定而趋于新的阶段和境界的辩证发展过程。现代文艺学研究面对的起点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就主导观念而言，这是与封建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相适应的“文以载道”论，它特别强调的是文艺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伦理政教功能。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随着西方近现代美学和文艺观念的东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功利论文艺观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论文艺观率先借助于外来的理论资源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论观念的冲击。五四运动之后，这种冲击更趋剧烈，这时对西方文论的传播和借鉴已经不仅仅限于以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德国近现代美学，西方其它各国（美、英、法、日等）的近现代文艺理论也纷纷传入中国。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通过苏联和日本两条主要渠道传入中国，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现实构成力量。本世纪整个头30年，文论研究呈现出的是一个杂语共生、多元竞争的热闹局面。这时，中国古代文论系统虽已失去其左右文艺实践的现实力量，但还没有完全失去生命力，还在作为研究对象存活于文艺学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文论则或是以其人生论的文艺观念或是以其唯美论的文艺观念构成对于现实文艺运动的实际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是以其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双重特色，愈益显出其亮丽的色彩和光芒。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理论根基，以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特别是与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革命斗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的血肉联系为价值指向，在中国一出场就赢得了进步文艺界的青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和文艺理论研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至40年代初，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就取得了主导性地位，《讲话》也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第一个定型化的范本。这个范本同时也是前半个世纪各种文艺理论相互碰撞与综合的最高理论成果。至此，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走完了它的第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而这个否定之否定的终点也就成为当代文艺学研究的起点。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有助于使我们明白，当代文艺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选择绝不是少数人的主观愿望和官方权力运作的产物，而是有其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和历史运行的深在规定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20世纪中国文艺学研究进入了其第二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历程。与新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相一致，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研究是以对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元化选择为历史起点的。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就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新中国文艺工作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自此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取得了绝对的一元化的统治地位。应该说，这种一元化的选择既有其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在五、六十年的理论研究中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譬如说，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问题的研究，对现实主义尤其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诸问题的研究，对文艺创作中的人情、人性问题的探讨，关于文艺创作中新英雄人物和中间人物创造问题的讨论，关于美的本质、自然美、美感共鸣及悲剧、喜剧等美学问题的研讨，关于戏曲改革和历史剧创作问题的探讨，对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对新诗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的讨论，以及双百方针的提出等等，尽管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所致，上述诸方面的讨论很多情况下带有文艺思想斗争和文艺批判的性质和印记，但就这一时期文艺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的广度和在某些问题上阐发的深度来说，至今也是不容小视的，其中的许多成果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在这一时期，不仅老一辈革命领袖，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发表了许多有理论深度和理论重要性的讲话，而且现代时期即活跃于文坛的一些著名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如周扬、茅盾、冯雪峰、胡风、何其芳以及黄药眠、蔡仪、朱光潜、宗白华、吕荧、邵荃麟、王朝闻、泰兆阳、陈涌等也都以各自的论著为此一时期理论与批评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同时，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许多富有理论才华和学术识见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美学家，如李希凡、李泽厚等，其中的不少人成为此后主导和影响中国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关键性人物。就文艺原理的基础性研究和体系化建构来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当属此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这两本教材把文学定位为用形象反映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以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框架，对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做出了具有反映论特点和社会学色彩的概括与描述。长期以来，这两本教材无论是在文艺理论的基本观念还是教材建设的基本构架方面都成为文艺界取法的基本范式，可以说，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的基本理解就是从中得来的，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此外，由于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某些基本观念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这种理论范式对于解释许多文艺现象，特别是对解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就分外有效，而且它对于指导新的文艺实践也是有其相当的效力的。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一度取得过颇为辉煌的成就，是与这种新的理论范式的导引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