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在现实生活变革的推动下，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它的进步，与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文学繁荣局面的形成，大体上是相配称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成就中，也有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的一份功劳。这是只要不是心存偏见的人们都能看得见的事实。 世易时移，文学观念、批评尺度、审美风尚等等也不能不随之发展变化。在有些时候，文学理论甚至能够比创作更敏锐地感应时代的脉搏，为一个新的文学高潮的到来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新时期文学之初到80年代中期，我国文学发展的迅猛推进，高潮迭起，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发挥先导作用的历史例证。 但是，人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现状，又是不很满意的。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与文学创作方面呈现的无比丰富、生动、复杂的局面相比较，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显得有点缓滞、沉闷、乏力。在描述、分析概括文学现象方面，在及时发现并评价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方面，在提出并解决实际存在着的创作思想、艺术规律、创作方法等重大理论问题方面，文学理论界显得有点六神无主，各吹各调，形成不了共识和合力。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深了创作思想方面的困惑和创作实践方面的某些混乱。一个相对清明、宽松、自由、较少不合理干预的文学发展环境，在带来了创作数量的剧增、造成了庞大的文学作品的堆积的同时，也带来了创作资源、心力的某种空耗、虚掷。没有理想和信念，没有方向和目标，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样的“自由自在”状态，无论对于创作还是理论批评，都会造成新的失误、后退、混乱。现在，不少作家和批评家，都已经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了这种喧嚣中的沉闷，热闹中的寂寞，书山文海中的阅读疲惫，鱼龙混杂中的衡鉴为难了。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作协编《邓小平论文学艺术》第15页）这里讲的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实际上它指出的从国家发展全局着眼，联系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推进理论的方法，也适合于发展文艺理论和批评。只有密切联系创作实际和批评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才能改变目前这种文学理论和批评在创作实际面前显得被动和乏力的状态。 在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的思考所得。对于当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一种明快有力的批评哲学。 当前我们的创作发展的规模和呈现的复杂纷繁的现象，和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生活、社会风习的状况是有点类似的。文学领域里夹缠不清的问题真是太多了。面对这一切，我们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深感到自己的眼力不够，学识不足，我们需要一种明快有力的批评哲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文艺理论。 在30年代，面对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里层出不穷的夹缠不清的问题，瞿秋白、鲁迅和他们的许多战友、学生像普罗米修斯盗窃“天火”到人间一样，经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左倾的日本文化艺术界这两个中转站，向当时中国的史学界、文艺界和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输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输入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并研究文艺问题的最早的一批经典性的理论成果，这其中包括马、恩、列、斯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著作，包括普列汉诺夫、布哈林、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关于文艺问题、美学问题的著作。同时也输入了含有大量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思维萌芽的俄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代表人物如别、车、杜等人的著作。这些理论著作和大量被翻译和介绍过来的俄国与苏联、东欧等国的具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一起，滋养了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前驱们，使得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社会、文化及文学艺术的风气，极一时之盛。而鲁迅和毛泽东，则是这一我国文学理论发生伟大飞跃的过程中的两个伟大的代表。早期信奉摩罗诗力说和苦闷的象征说，信奉进化论的鲁迅，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时，通过苦读乃至硬译这些基本的书，很快感受到了这种便于抓住事物的根本的彻底的理论的巨大说服力，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一被他称为“最直捷明快，最有力”的批评哲学，把自己多年来思考、探索中国社会、文化、文艺问题所得的思想成果，连同摩罗诗力说、进化论、苦闷的象征说等文艺学说中的积极、有力的因素，全部综合到他获得的这一新的明快有力的批评哲学中去了。他多次自信而又谦和地说，自己是站在历史的唯物论的立脚地上，学习操起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枪法来了。鲁迅和他的同道、学生们，在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之后，立即用于解决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乃至一般文艺创作中的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写下了大量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这些著作，应该说成了后来出现的毛泽东的“讲话”的理论来源之一。 总之，站在世纪末回顾20世纪，对于我国文艺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批评的百年历程来说，最有意味的事实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和应用。人们一旦学会了用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文艺的命运，整个文艺学领域和文艺批评领域便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