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诗言志”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这种观点建立在儒家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实际上，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字、文本和经典之前还有漫长的史前年代，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忽略史前或文本前的文学必然导致近视和片面。以“诗言志”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源头的观点，不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成长史和文学思想史的事实。

      我们应该把史前的文学理论纳入历史视野，把文本和经典之前的文学，置于我们的观照之下，以人类学的眼光、人类精神发展史的胸襟，来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起源。

      一、文学观念的萌芽

      （一）文学理论的萌芽与文学的大致分期

      从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上来划分，中国文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自然文学；2.神士宗教性文学（注：神士文学指巫、史、祝、卜等神职人员事神性质的文学，参阅拙文《从自然文学到神士文学》，《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3.儒家的政教文学；4.现代的审美文学。尽管这四种文学在时间上有彼此交叠的一面，它们没有一个截然分明的时代起讫界限，但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思想文化成长的精神逻辑来说，这四种文学是四个有其大致的历史内涵的历史阶段。

      从理论上讲，当文学的历史进程开始的时候，关于文学观念的思想历程也就开始了，这是本章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上述四种文学是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在这四个历史阶段，也应有相应的文学思想。换言之，文学观念的萌芽期应当在自然文学时期。

      （二）自然文学时期的文学理论萌芽

      汉族文献中，原始本色的民歌本来就少，关于自然文学的理论自然就难以见到了。关于自然文学的观念主要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中。有些少数民族有“歌颂诗歌的诗歌”，或者在歌谣中流露出关于诗歌的看法，表现出自然文学的理论或观念。自然文学中的歌谣理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歌谣来源的理论。侗族历史上，“嘎”、“耶”等自然文学时期便有了一些关于歌谣——“耶”、“歌”的来源的理论。侗族文学中有《找歌的传说》、《相金上天去买确》、《侗族的来历》、《关于歌的传说》（注：《侗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嘎”“耶”是侗族文学的两种样式。第60～63页。）等，中心内容是：歌是从天上偷来的。

      2.关于歌谣审美作用的理论。侗族民歌中还有关于歌谣的审美愉悦作用的理性观念。侗族歌手说“肉香不如歌香”，侗族民歌说：

      不种田地无法把命来养活，不唱山歌日子怎么过？饭养身子歌养心哟，活路要做也要唱山歌（注：《侗族民歌选》第30页，转引自《侗族及学史》第202页。）。

      一般说来，认为文学的功能是审美愉悦，这是现代性的文学观念。“歌养心”强调的就是歌谣对于心灵的审美愉悦作用，侗族在自然文学时期就有了这样重要的文学理论，实在令人赞叹。当然，这并不是个别的，仫佬族民歌说：“唱句山歌解心愁，喝口凉水浇心头。凉水浇得心头火，唱歌解得万年忧”；普米族民歌也说：“唱支山歌哟开开心，今天我高兴才唱歌”。看来强调歌谣对于人心灵的愉悦，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对抒发感情的民间自然文学的一种朴素的理性概括。侗族、仫佬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有这类民歌理论。

      3.关于歌谣的教育作用的理论。畲族《盘瓠王歌》说：“唱出祖史世上传”，“编出歌言传子孙”（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少数民族不仅重视对子孙知识的教育，更重视对后代道德品质的规劝和教训。壮族《传扬歌》也说：

      编几句壮欢，留后世子孙。

      好人得箴言，恶人发深省。

      人生路漫漫，听来句句真。

      前辈心血成，字字赛黄金。

      这些歌谣犹如老人的絮语，时时表现出长辈对子孙苦口婆心的叮咛，也表达了他们对歌谣的教育功能的观念。这些对歌谣教育功能的表述，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在自然文学中，这方面的明确的理论言说不多，这些观念更多的是表现在实际的教育和训诫活动中。例如壮族的《传扬歌》：“劝诫年青人，行为要端正。勤劳无价宝，做贼人憎恨。……”这些实际劝诫表现出民歌的教育观念是何等的深厚浓烈。

      由上可知，在民间自然性的歌谣中，文学观念已经萌芽；它们虽然不是系统的理论著术，而是民间歌手在唱歌过程中不自觉地、偶尔性地涉及到对歌谣的感想、看法或议论。因而，它们是零散的、感性色彩的民歌观念，并且大多数通过歌谣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它们的内容已经涉及到文学理论和观念的多个方面，内容也较为丰富。当然，这些理论不一定都是民族起源时期原始的民歌理论或观念，但是它们却基本上能代表民族童年时代的民歌思想。

      这些文学观念不用说是初始的和幼稚的，它们是人类早期自然、质朴的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这些幼稚的文学观念却是可贵的萌芽。思想的幼芽是在自然性和简单性中开始的，其幼稚性乃是一种历史性的印记。黑格尔说：“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树完全符合于萌芽的简单形象”（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页。）。因而萌芽期的文学观念也极共珍贵。

      汉族的民歌早已衰落，是否有像“歌养心”、“传知识”这样的山歌理论呢？从史料上看，汉族也有与侗族相似的诗歌是从天庭偷来的传说：《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也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据此，可以说汉族大约也曾有过“歌养心”之类的自然文学的理论。当然，这只是推断或猜想。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确认汉族在自然文学时期有何具体的理论，而是要在逻辑上认识中国文学理论的萌芽期。在以民歌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时期，人民大众对歌谣性质、作用的意识和直观而质朴的认识、理解，是中国文学观念在逻辑上、理论上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