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衡派”的遭遇是充满了戏剧性的。一方面，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人们长期以来追随新文化运动主流（“五四新文化派”）人物的批评，将它置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对立面，视之为阻挡现代文化进程的封建复古主义集团，甚至是“与反动军阀的政治压迫相配合”的某种阴暗势力；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它又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而大有身价陡增之势，一些学者甚至重蹈“学衡派”当年的思路，把“学衡派”诸人的努力作为救治“五四”偏激的更全面更深刻的文化追求。其实，无论是先前的近于粗暴的批评还是当下的近于理想化的提升，都不一定符合“学衡派”的实际。 本文试图在清理“学衡派”自身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复杂关系，这种检讨一方面是要拭除覆盖在它身上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显现这一思想派别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学建设的独特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意通过这样的检讨来追随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无意在“学衡派”独特但远非完善的思想体系中竭力寻找中国式人文主义的重大意义，甚至赋予其复兴中华文化的巨大历史使命。 一 要在“学衡派”和20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之间划出界线其实并不困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组成这些派别的人员有着千差万别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状的估价、对未来的设想都各不相同，介入新文学运动的方式、态度及其使用的语言也不一致，这些都在他们各自的刊物或文章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 倡导尊孔读经的孔教会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它的出现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源头，由此也成为“打倒孔家店”文学革命批判、抨击的目标。考察孔教会，我们便不难把握这一派别的基本形态：几近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在维护传统文化学说的背后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参政欲。孔教会会长康有为“一方面努力把意识形态化的孔子升格为宗教信仰对象，另一方面又刻意把宗教化的孔子直接用来统摄意识形态，影响民国政治”。“在1912-1915年的一系列尊孔、建教活动中，康有为对宗教所关怀的人生、宇宙意义，反而显得漫不经心。结果，仅仅是以宗教方式解决非宗教问题本身，已经足以把重建信仰的命题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8页。）孔教会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试图借助古老的文化力量干预时政、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思想倾向。 创办《国故》的黄侃、刘师培等人实际上代表了活跃在20世纪初年的“国粹主义”势力，可以划入这一“主义”圈的还有章炳麟、严复等人，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却更多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视野。与孔教派构成显著差别的是，这批知识分子此时并无强烈的以学术活动来干预政治的企图，他们主要还是从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出发进行着文化意义的探索和思考，尽管黄侃在他的《文心雕龙札记》里毫不客气地将白话诗文斥为驴鸣狗吠，章炳麟坚持“诗必有韵”，拒不承认白话自由诗的文学价值（注：章炳麟：《答曹聚仁论白话诗》，《华国月刊》第1卷第4期。），严复根本就不相信新文学有长存于世的可能（注：严复：《书札六十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但所有对新文学的这些批评都不过是上述几位知识分子站在传统文化立场上做出的判断，或者说是他们在推进自身文化理想的时候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发生了观念上的分歧，而分歧的最根本的基点却不在政治的态度而在文化的观念。 林纾作为第一个公开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在本质上也是一位“国粹主义”者，不过在他的身上，在他抨击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言论中，却包含了更多的文化的矛盾，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的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关系。林纾，这位虽然在小说翻译上成就斐然但终不脱传统文化知识结构的“桐城”弟子，对于新文学运动尤为痛心疾首，他所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先前所展开的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恰恰就奠定了当下的文学运动的基础，而他对新文学运动的激烈批判，其实也是对他自身文化意义的一种消解。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林纾在无可奈何之际，将对新文化运动者的怨毒之情交给大权在握的“伟丈夫”，这实际上又折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种并不光彩的政治意识。林纾反对新文学的言论集中体现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及精神状态。 如果说章炳麟、黄侃等人曾经有过的政治热情并没有挫伤他们所进行的严格的学术探索，那么同样投身过政治革命的章士钊则将他的文化活动纳入到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之中。1925年7月，章士钊以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身份复刊《甲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这一有名的“反派”杂志始终未脱它的“半官报”特征，其命运也就只能听由政治权力的摆布了。 “学衡派”的流派特征和思想走向与前述各派都很有不同。 首先，与康有为、林纾、章炳麟不同，“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拥有与20世纪更为接近的知识结构，其中如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刘伯明、汤用彤、陈寅恪、张荫麟、郭斌和等都是留洋学生，他们所受到的西方文化教育与严复、章士钊等人差异很大，后者相对而言似乎少了一些完整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在对西方文化的整体发展以及西方文学实际成就的认知方面，“学衡派”成员所掌握的信息绝对是所有的传统知识分子无法匹敌的，即便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相比也未必就一定逊色。一些学者将“学衡派”的传统文化意识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的“东方救世论”相联系，其实，在梁启超和“学衡派”代表人物之间，仍然有着知识结构及眼界上的差别。比如汤用彤就曾在《学衡》第12期上发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文章相当犀利地指出：“主张保守旧文化者，亦常仰承外人鼻息”，“间闻三数古人称美亚洲文化，或且集团研究，不问其持论是否深得东方精神，研究之旨意何在，遂欣然相告，谓欧美文化迅即破坏，亚洲文化将起而代之。其实西人科学事实上之搜求，不必为崇尚之征，即于彼野蛮人如黑种红种亦考研綦详。且其对于外化即甚推尊，亦未必竟至移易风俗。”汤用彤的这番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它表明新的知识结构和人生经历已经培育着新一代学者的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的有无正是现代和传统学者的重要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