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学史理论建设与编撰实践走向自觉的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理论与叙述形态走向现代的时期，是多种文学史观念、方法共存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时期。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内容丰富、思想精深，但其理论形态常常重知性判断，缺少理性的推论和抽象的思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缺少系统而贯通的著述。古老的中国一迈入20世纪，一种新的形态的文学史便出现在世人面前，虽然这类文学史著的出版最早是由外国学者完成的。 1900年，曾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英国学者翟理斯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作者自认为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全书分八卷叙述先秦至清代的中国文学。此书存在疏漏滥收、时代颠倒、事实混乱、详略不均等缺失。其时，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也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如笹川种郎已1898年写成一部《中国文学史》由东京博文馆出版。我国的林传甲于1904年仅以四个月时间编成《中国文学史》，用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这是中国学者编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作者自称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成书。此外还有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等。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除了文学与学术的界限不清之外，往往缺乏统摄文学史的一以贯之的文学史观与方法。正如后来朱自清所指出的那样：“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象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的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这种情况在191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影响较大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中依然存在。《中国大文学史》以朝代为序，再分文体流派说明，源源本本，首尾完整，但作者把经学、文字学、哲学、史学等罗致在文学史中并作为文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文学与其它学术的界定不清。 20世纪初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现代新的文学史观、新的思维方法的重要成果，尽管它们有不少缺陷，但它们的叙述形态是全新的，它们对中国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的积极影响是相当大的。仅就数量而言，至1949年，通史类的中国文学史就有数十种之多。除前面提到的之外，有曾毅的《中国文学史》，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汪剑如的《本国文学史》，欧阳溥存的《中国文学史纲》，蒋鉴璋的《中国文学史纲》，谭正壁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凌独见的《国语文学史》，胡毓寰的《中国文学源流》，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等。断代文学史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胡适的《最近五十年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史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分体文学史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梁启超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王易的《词曲史》，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李维的《诗史》，陈柱的《中国散文史》等。 二 回眸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我们首先要介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国学大家的文学史理论与著述实践。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 梁启超、章太炎二人被学界认作是我国新史学思潮的两面旗帜。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等著作中极力宣传“史学革命”的主张，他在批评旧史学中表明了他的新史学观。他认为，新史学要为现实所用，而旧史学“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新史学不是单纯记叙人间过去之事实，“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旧史学虽然内容丰富，却不能找出历史的内在因果关系；新史学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旧史学很少体现作者个体独到的认识和个性特征。梁启超上述三方面的史学观点贯穿于他的文学史理论与实践之中。首先，他考察文学与文学史时特别重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固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注：《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他对扎根于现实土壤中的平民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古代的“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变。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其二，梁启超尤其注意文学发展因果联系，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以“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比较”，分析“先秦学派之所长”、“先秦学派之所短”。论述“儒学统一时代”，他也详究“其原因”、“其历史”、“其派别”、“其结果”（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0-57页。）。其三，梁启超的文学史研究既注重“客观的资料之整理”，又注重“主观观念之革新”（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他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论述先秦歌谣时网罗摘录大量歌谣作品，可见其客观资料整理之翔实，又细心辨其真伪，提出独到的见解：“可见中国含有美术性的歌谣，自殷末周初，始有流传作品。……就此少数传品而论，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变迁痕迹。前期的格调，和《三百篇》有点相近；后期便和《楚辞》有点相爱；到《易水》、《垓下》两歌，已纯然汉风了。最可惜是战国时代传品太少，不甚能看出嬗变的径路，史料阙乏，无可如何了。”（注：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1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