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须改革的企业的出发点 在本世纪80年代，许多企业为了生存和增强竞争能力而必须面对企业改革的问题，企业改革在当今世界如此频繁，我们不再能够仅仅把它当做一个企业内部生命循环中的个别现象来看待了。不足为怪，在经济实践与专业理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关变革管理的总结和研讨。 笔者认为，变革管理包括了社会经济系统（如私营和国营企业）中所有经计划、管理、组织和检验的改革；而这些改革涉及企业的策略、程序、结构和文化领域。这样一来，除涉及到其它问题以外，既有针对性又有机结合的改革管理就与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人才管理以及信息交流等特殊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多普勒／劳特布特1994年，第26页）。最基本的问题是：一个企业如何能够面对一个不断变化、难以预测的环境的挑战，并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手段才能确保自身长久的生存发展以及达到近期目标？ 一个乐于改革的企业总是关注着周围重要环境的变化，并从中推导出企业本身必须做的相应的变革。总的说来，下列环境系统是特别重要的： —经济系统（比如说，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极端的表现为“活轮资本主义”，地区差异增大，卡特尔的衰亡，消费者地位的提高，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难以预测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 —科技系统（比如，新科技的迅速扩散给产品和生产程序的创新打下了基础，研究与发展项目需要高额投资，新的信息交流技术带来了巨大潜力）。 —法律与政治系统（比如，东西方紧张的政治两极局势的消失，国家权力的相对削弱，各国的财政危机，贸易法规日益宽松，新的关贸总协，从企业角度出发的新的税收以及管理制度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即地方之间的竞争：各地方因为不同的税收和管理制度对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吸引力，生产商担负的责任加重）。 —社会文化系统（比如，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阶层的价值观念的变化，西方工业国家人们安全感的减弱，如失业人口的增加使人们的工作不如以前稳定，社会各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冲突，高等人才在人口中占的比例，人才流动以及乐意再学习的成度）。 —物质与生态系统（比如，地形和气候条件，实际与可预测的自然灾难，环境污染以及导致的企业在生态管理方面必须的变化）。 上述各个系统是有机相关和相互影响的。因此，一个企业改革的劳动力可能来源于多方面。 此外，企业改革的出发点还受企业自身和员工因素的制约。前者包括：当时的战略业务领域，组织结构和程序，企业文化，技术和所有制关系。人员因素在改革的管理中显得非常重要：企业成员的接收领悟能力和心理压力，个人理想（野心）和发展潜力，专业化成度（专家）和合作的愿望。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可以断定，目前处境尚好的企业是极少数主动开始变革的（如有足够的盈利，令人满意的收入和收入分配）。一般来说，促使企业改革的是一场危机。这些危机应从经济的角度来区别对待， 看它们究竟在哪些领域妨碍企业实现自己的目标。 （比较：米勒1986年，第53页等） 流动资金危机有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的危险。这需要立即采取措施，否则企业将面临无法立足于经济界的威胁（如通过破产和清算）。 成效危机表现为实际情况与计划情况的严重偏离（如盈利，利润率，销售额，产量与费用目标），有关市场营销，生产，投资和人才管理的错误决定可能是导致这样的危机的原因。 最不明显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战略危机。虽然目前的盈利情况尚且令人满意，但也必须针对战略危机做出判断，否则企业成功的潜力和自身防御能力将受到严重的威胁（比较：米勒1986，第54页）。可能发生的（推断的）情况与企业目标之间的偏离可以通过一个战略方向的变革使之消失（如开发新市场，创新产品和生产程序等）。这样的变革一般需要多年的时间。 关于危机的种类和阶段也还有别的区分方案（比较：革海涅1972，杜布斯1994）。根据本文的目的，把危机种类和相应的变革方法密切结合起来，上述的分类方法显得比较合理，同时也符合变革企业的目标。它显示了改革的迫切性和激进性。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变革管理”不仅仅是由危机引起的，而且也对危机的预防有积极作用。 2.变革管理的极端作法 战略、程序、结构和文化的变革可能是渐进的或激进的。可路格（1994，第216页）把这两种改革分别叫做进化型和革命型的改革。 根据这两个极端的区分，下文将就社会经济系统中渐进和革命型的改革做分别阐述。 2.1.业务再设计：革命型变革的一例 美国作者迈克尔·海莫和吉姆斯·参比的“商业革命宣言书”系统地阐述和设定了业务再设计这个概念。对上述两位作者来说，业务再设计意味着“根本的重新设想和激进的重新设计业务程序，以便在费用，质量，服务和时间等领域中，在对于今天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性的，可测量的指标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海莫／参比1994，第48页）。他们认为，这是企业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一场深入的改组。顾客需要与顾客满意之间的过程必须大规模的重新设计，不必考虑现有的结构和生产程序。业务再设计并不是以这样一个温和的问题开始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快，更好？”而是这样一个尖锐的疑问：“我们到底为什么做？”人们激进的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假定：“如果我们能从头开始，我们将怎样做？”这里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逐步的改善，而是上述经济领域中持久的效率提高（量子跳跃），如生产流程时间减半，每个员工的人平均销售额加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