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日益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其中，高技术行业技术效率的升高具有尤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高技术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依靠要素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高技术行业往往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如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化危为机，变压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提升经济发展潜力，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和考验。而在国际贸易格局中，比较优势在低附加值行业的国家在福利分配中的议价能力较低，发展高技术行业是一国提升国际贸易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竞争力的关键。因此抢占科技制高点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而高技术国企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攻坚力量，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提升高技术国企技术效率，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自主创新。 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国家相继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2016年后，国家先后选择了50家国企开展混改试点，其中，央企有28家。2016年8月，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正式启动。201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探索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层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行路径。由于高技术行业大多涉及国家战略布局，且国企占比较高，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高技术行业效率提升的重要制度支撑，如何更好地发展高技术国企需要慎重地考察其与混合所有制改革间的关系。 从已有的理论上看，高技术国企具有知识密集度较高、创新研发投入占比高、回报周期相对较长的特点，其核心的竞争力来源于创新，而非加工贸易行业成本优势。因此，从高技术国企的发展思路上来看，一方面，其需要大量高技术人才与资金的投入，且由于创新本身的高风险性，企业可能因单纯的市场行为缺少预期利润的激励而对先进的技术设备采取进口替代策略，从而不足以支撑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的产生又需要一定的“企业家精神”，需要大量的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实现创新前沿的突破。因此，由于高技术国企本身战略性和市场性兼具的特点，产权结构对高技术国企效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混改对其的影响也会更为复杂，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高技术国企的关系之间到底哪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是不定的，这就对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要求，因而需要更多的实证支撑。 本文认为，对一般的非高技术国企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侧重于引入个人资本，给予企业自主权，提供激励并盘活微观经营体制，从而提升效率；而对于高技术国企而言，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与非高技术国企的影响机制不同，简单地改变产权结构与实际控制人不能解决问题，而需要在强调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前提下，通过引入多种资本的形式，提升国有企业活力。例如从吸引人才的角度来看，一个可能的渠道为，国有部门对高技能劳动力仍然有相当的吸引力，而高技术行业需要较多的高技能劳动力，简单的产权改革可能削弱高技术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与集中资源来优化效率的能力，而在保有国企控制力的前提下引入多种资本，更有利于发挥国企原有的在吸引高技术人才、融资、采购等环节的优势。所以针对高技术国企，应有与针对一般的非高技术国企不同的混改策略，即除了通过改变产权结构来为效率提升提供动力外，还需要有效的股权融合从而更有利于不同资本相互制衡以及取长补短，在保证国有资本主体功能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其他资本的主体能动性。 在作用渠道方面，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剥离高技术国企政策性负担，不仅有利于腾出研发创新投入的资金空间，而且可能削弱国企存留政策性负担专项准备金的动机，从而降低风险规避系数，减少研发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的投资约束，释放高技术国企提质增效的活力。此外，高技术国企由于在高科技研发投入、高技术人才引进等方面涉及的部门、政策多，审批环节长，因而代理成本相较其他行业也更高，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破除高技术国企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代理成本，提升技术效率。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年的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的方法，实证探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高技术国企的改革成效。一般而言，股权和绩效的关系难以识别。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冲击在企业层面是外生的，且其只通过影响股权来影响绩效，从而为识别策略提供了可能。在政策冲击下，不同企业不同改革的时间节点可能是样本自选择的结果，但在本文背景下，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改革通过影响股权结构进而影响绩效在时间维度上无异质性，因此时间维度上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在绩效为平稳序列时不会对识别问题造成影响。 相较以往研究，本文将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细致地整理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3年的数据，特别是针对2007年后数据缺失、质量不高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填补和处理，拓展了以往研究的边界；第二，高技术企业相关文献和国企改革研究的交叉部分尚存在空白，我们结合了多期双重差分和多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充分识别了混改这一政策冲击对于高科技国企技术效率的影响及其机制，丰富了当前关于混改成效的研究，拓展了关于高技术国企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第三，与原有的国企改革研究相比，本文鉴于高技术国企在国家创新战略中的特殊性，指出新一轮混改的特征在于保持国有资本控制力的前提下，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提升其活力，因而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融合程度对两者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与改革效力的发挥应有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在是否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维度外，又创新性地研究了股权混合度这一产权改革对绩效的侧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