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平台企业作为工业互联网三大功能体系之一，是驱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与新工业革命历史性交汇形成的重大战略方向。将信息技术用于创新驱动，这些新动能、新理念不断催生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平台生态系统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价值共创的重要途径，企业之间的竞争正在演变成生态系统的竞争。 然而，平台企业开放共享中出现的信息技术安全、用户隐私泄露、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不断暴露出用户对平台企业治理的担忧（Eckhardt et al.，2019）。平台企业开放、共享、融合的产业生态系统模式，涉及到用户、平台入住商家、平台企业等多方参与主体，使得多主体特征成为平台治理的典型特点。多主体交互的松散耦合的生态系统中存在更多可利用的资源，也存在更多的监管缺失（Ert et al.，2019）。也就是说，参与主体面临更多的角色模糊性、系统性冲突、主动性机会主义行为等开放性陷阱，导致平台中可能会产生紧张关系，造成成员对平台或系统的信任缺失（Pop et al.，2018）。 平台经济模式是建立在广泛社会信任上的商业模式（杨学成等，2018），但平台企业信任治理不仅仅面临数字技术的挑战，同样需要承担来自制度和文化建设缺失的风险。之前对于平台企业治理相关研究中关于“参与流程设计（Chan et al.，2010）”、“顾客身份选择（Noordhoff et al.，2011）”、“制度性承诺（Osborne et al.，2016）”、“数字化赋能（Dong et al.，2017）”等的结论主要针对双边关系视角下身份认同、情感连接以及双边信任等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多主体视角下的平台企业数字化信任缺乏、新型关系连接和文化重构3个方面的挑战（Sundararajan，2019）。因此，从多主体的视角探讨平台企业的系统互信机制及其文化层面的治理策略对于构建开放共享的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本文针对平台生态系统多主体参与的开放性陷阱，探讨了信任缺失对平台生态系统中成员价值创造的影响作用，并探究了社会环境中存在的规范、信念对于平台中多主体交互的影响，强调文化驱动因素作为平台微观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如何开发和培养平台生态系统中的系统互信。 1 文献综述 1.1 平台生态系统与价值共创 如何针对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将用户的创意和需求真正变成产品交付到用户手中是企业价值创造成功的关键（Vargo et al.，2016）。针对企业价值创造相关研究的逻辑从产品主导逻辑、顾客主导逻辑转变到服务主导逻辑，相关的研究主体也经历了从顾客参与、用户社区、平台生态系统的不断演变；研究的视角也从早期顾客参与的双边视角、群体视角、平台视角延伸至生态系统视角（Vargo et al.，2011）。近年来，服务主导逻辑理论体系快速发展，其关注重心转移到多层次网络和动态生态系统，研究者开始强调企业如何构建平台生态系统以在与竞争对手的合作中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Vargo et al.，2016）。国外较多学者已对平台生态系统的概念、特征、关键因素等进行了研究，认为平台生态系统的核心思想是：由一个或多个平台的领导者和大量具有互补功能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在动态和多层次结构的服务交换中，通过资源整合和制度约束互动并且共创价值。国内学者中，郭朝阳等（2012）、李雷等（2013）指出生态系统是服务主导逻辑的发展方向；简兆权等（2016）分析了价值共创研究从顾客体验到生态系统视角的演进过程；令狐克睿等（2017）从服务生态系统视角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价值共创的模式。 相对于市场实践来看，平台企业治理面临以下4个方面的开放性陷阱。第一，多重模糊性：多主体视角下，平台企业主体面临更多的模糊性，平台企业、商家、消费者可能同时扮演供方、买方和监管方的角色（Pop et al.，2018）。第二，系统性冲突：多主体视角下，平台企业主体面临更多的目标冲突，包括自身目标、双边目标和系统目标，这种冲突从二元关系中的双边冲突演变为系统性冲突（Longo et al.，2017）。第三，主动性机会主义行为：平台生态系统中将可能存在比二元关系中更多的可利用资源，成员会利用这些资源完成“自我服务”，二元关系中的被动性机会主义行为演变为主动性机会主义行为（Harmeling et al.，2017）；另外，多主体中可能存在更多的包容，以及“法不责众”下的监管缺失。最后，多主体不一致性：多主体视角下，主体将面临系统内多成员甚至多系统中信念、价值观不一致的影响（Sundararajan，2019）。 已有的大部分文献多注重界定平台生态系统的概念、逻辑演变，虽然对平台生态系统的定义中大都提及生态系统的多层次结构，却忽视了平台生态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信任问题及其管控机制。用户与企业间的信任问题一直是开放、共享背景下平台生态管理的共性难题，尤其在存在开放性陷阱的生态系统中，系统信任面临哪些挑战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其次，大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缺乏经验，对管理生态系统应具备何种管理能力和制度结构没有有效的理论指导。 1.2 信任理论 信任作为一种减少社会复杂性的机制，在过去近40年经济、管理学科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为双边关系视角下的行为、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共享经济奉行的是互帮互助的文化理念，它需要系统中成员彼此间的信任和互动参与，信任治理也应该是多主体特征下平台企业治理最重要的课题（Berg et al.，2020）。但是由于交易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极易产生假冒伪劣现象，以及不诚信行为，社会陷入一种囚徒困境（王伟同等，2019）。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将面临数字化信任、新型关系连接和文化重构3个方面的挑战，其中用户隐私、大数据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都对平台企业的信任治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Sundararajan，2019）。平台生态系统的治理结构和文化建设成为目前平台企业治理关注的焦点。 信任理论阐释了信任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它最早被应用于心理学领域，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根据已有文献，对于信任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了3种研究视角。第一，个体心理的研究视角。认为信任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的表现，或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人行为（Deutsch et al.，1958）。第二，人际关系的研究视角。认为信任是人际关系中的认知和情感联系（McKnight et al.，2002）。认知信任的前因包括购买者对服务提供者理性和收益成本相关的观察和感知，情感信任的前提与买卖双方之间的互动有关，通过评论、推荐和建议来实现。第三，社会制度的研究视角。从宏观的社会结构角度去理解信任，认为信任是宏观层面的系统信任，是用来减少社会交往复杂性的简化机制（Bachmann et al.，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