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06-0038-15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技术创新成为世界各国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目前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技术创新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因此，如何提升国家的技术创新产出水平是值得探究的关键问题。已有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技术创新产出与其文化特征密切相关(Taylor和Wilson，2012)[1]。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共享的一系列价值观、规范、习俗和信仰，决定了人们对待创新问题的态度和思维方式(Morris和Leung，2010)[2]，从而会影响创新活动的进行。 以往关于国家文化影响技术创新的研究大多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基于Hofstede等(2010)[3]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主义、权力距离、男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和放纵等一个或多个维度的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Shane，1993[4]；秦佳良等，2015[5])。然而，所得到的结果往往相互矛盾，以个人主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例，多数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更具创造力(Shane，1993[4]；秦佳良等，2015[5])，但也有研究认为集体主义文化并不总是阻碍创新，反而能够促进跨部门合作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赵向阳和李海，2012)[6]。近年来，一些学者认识到对于价值观的过度关注在很大程度忽视了技术创新活动发生的外部文化环境的作用(Caprar等，2015)[7]，从社会规范的结构化角度出发，基于Gelfand等(2006)[8]提出的文化严格—宽松多层次模型来探究文化严格程度②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大部分研究支持Gelfand等(2006)[8]的观点，认为严格文化会使个人和组织更多地关注秩序和可预测性并抵抗变化，从而阻碍了技术创新(Ozeren等，2012[9]；Harrington和Gelfand，2014[10])。然而，还有一些研究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即严格文化会促进技术创新，原因在于严格文化便于创新主体把握社会规范和市场偏好(Chua等，2015)[11]，并促使人们通过技术创新来应对威胁(卢俊等，2017)[12]。 从国家文化层面展开的技术创新问题研究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已有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涉及文化严格程度的研究较少，且以理论阐述和国家比较为主，少数实证分析也主要讨论的是文化严格程度对区域和个人层面的技术创新的跨层次影响，对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极少。目前，文化严格程度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也仍不明确。(2)国内外学者从文化价值观或文化严格程度的单一角度来探讨国家文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主效应，然而，在实际的技术创新过程中，人们会同时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内部心理因素和文化严格程度的外部社会规范约束的影响，社会规范促进了价值观的形成，而价值观又可以塑造社会规范(Leung和Morris，2015)[13]，两者可能会通过相互作用来共同影响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出，但却尚未有关于文化价值观与文化严格程度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交互效应的研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文化严格程度究竟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文化严格程度与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创新产出是否存在交互效应？是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 围绕所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了文化严格程度与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交互效应模型，在探究文化严格程度与技术创新产出之间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文化严格程度与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放纵等文化价值观③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从而为我国从国家文化着手来优化技术创新政策和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文化严格程度与多层次适应性理论 文化严格程度是指特定社会中社会规范的强度和社会制裁的程度。在严格文化的国家，社会规范明确，人们普遍遵守社会规范，并对偏离规范的行为有较低的容忍度和严厉的制裁；在宽松文化的国家，社会规范不明确，人们倾向于容忍偏离规范的行为(Gelfand等，2006)[8]。一个国家的文化严格程度主要取决于历史上遭遇的生态和人为威胁、现行制度实践、日常情境强度和个人心理过程(Gelfand等，2011)[14]。 文化严格程度不同于文化价值观，它关注的是作用于个人心理和行为的外部社会环境，反映了人们对适当行为的共同期望，而文化价值观则是来源于个人自身内在的主观文化取向，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偏好(Leung和Morris，2015)[13]。在概念上，文化严格程度也区别于不同维度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严格程度衡量了社会规范的明确和普遍程度(Gelfand等，2006)[8]，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放纵则分别表示社会成员对自身及其家庭的关注程度、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对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感到不舒服的程度以及对满足自身基本需求和享受生活乐趣的允许程度(Hofstede等，2010)[3]。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严格程度与放纵有一些相似之处，都反映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但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文化严格程度指的是社会规范对个人行为的外部约束，而放纵是个人自身对其行为的内部约束，在严格文化的国家中，强烈的社会规范可能会使人们更大程度地约束自身的行为，但人们满足自身需求和享受生活的行为并不一定违反社会规范(Uz，2015)[15]，人们也有可能持有放纵的文化价值观，例如马耳他和尼日利亚④。 文化严格程度和文化价值观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两者均可用于体现国家的文化特征，并引导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文化严格程度还与国家内部的价值观共识程度正相关(Beugelsdijk等，2017)[16]。近期，部分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严格程度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将两者相结合来开展研究，主要探讨了文化严格程度在文化价值观对领导者性别(Toh和Leonardelli，2012)[17]、帮助陌生人行为(Leung和Morris，2015)[13]和组织包容氛围(Stoermer等，2016)[18]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然而，这些研究却忽略了文化严格程度的主效应以及文化价值观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更缺乏对两者的交互作用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探讨。Chatman等(2014)[19]提出具有较高的价值观共识和适应性强度的组织会取得更好的绩效，该观点不仅体现了决定价值观共识的文化严格程度发挥的关键作用，还强调了价值观驱动下的个人适应组织环境的重要性。以此为借鉴，本文从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来探究文化严格程度与文化价值观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交互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