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05-0102-16 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承担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责任，是帮助政府提升社会福利、支持公益事业、缓解就业压力、改善生存环境、参与脱贫扶贫工作的重要力量[1]，并在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了支柱作用，维护着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公司治理发展中的一种创新。我国《公司法》等从法律上确保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格[2]。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存在合理性基础和法理支撑。国有企业党组织能够代表国有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利益，履行应有的治理职责，保障和监督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贯彻和执行[3]，监督和制衡公司高管层，抑制企业的短视和不当行为，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否有效促进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等企业非市场战略实施呢？其影响机制是什么？是否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者们对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具有监督、制衡作用，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决策、治理水平、运营效率[4-7]，降低了代理成本，抑制了大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了企业利益不受损害[8]，并调整了高管薪酬，抑制了薪酬分化[9-10]。就国有企业而言，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提升国有企业并购溢价水平，提高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升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与企业绩效[11-13]。柳学信等通过手工整理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会议中的投票情况，探究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董事会决策影响的内在机理[14]。Chang & Wong指出，在政府干预和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下，企业的发展目标可能会发生调整，由最初经济利润导向转变为维护社会稳定等[8]。党组织成员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方式内嵌到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管团队中，将社会性、政治性目标内化为企业组织目标，从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9]。目前学者们关于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多侧重于企业市场战略的影响和效果，缺乏社会责任和政治目标等企业非市场战略的研究，较少对国有企业微观决策过程和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企业非市场战略由Baron、Mahon等学者提出，指企业针对各级政府、媒体、专家学者、社区、公益团体等利益相关者而构建的有利生存空间的战略[15]。高海涛和田志龙、林淑和顾标认为，企业非市场战略是企业与政府机构、团体组织、社会公众以及新闻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的互动行为以及为维系这些关系所开展的活动，是企业主动对外部非市场环境产生影响，进而稳固和优化企业外部生存空间的战略[16-17]。从目前研究来看，企业非市场战略可分成两个子战略：社会子战略和政治子战略。前者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而后者针对企业政治活动[18]。以往研究侧重于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企业政治活动战略两条单独的主线探究企业非市场战略行为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McWilliams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制度理论和企业资源基础理论等角度证明非市场战略能促进企业绩效提升[19]；而Hadan利用代理理论得到了相反结论[20]；Ahuja证明非市场战略可能会弱化企业的生产能力，由此降低企业获得其他形式租金的机会。虽然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治理天然具有非市场战略的特性，但是基于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竞争压力，有必要权衡企业的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21]。 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关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社会活动视角进行了验证。有学者证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促进了企业的捐赠行为，同时这种促进作用受到外部法治环境的影响[22]。余威认为，党组织能影响企业高管层决策，党组织成员的管理层任职比例对企业慈善捐赠决策有积极促进作用[23]。此外，党组织减少了国企社会责任履行的缺失，提高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24-25]。目前研究关于企业非市场战略的研究大多基于单一的非市场行为，鲜有将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予以整合的系统分析。 认知是人们对信息加工处理的思维过程，是对外界刺激的接收转换、概念形成、价值判断等能力的体现，是指导决策和行为的前提。目前学者们对管理者认知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企业战略选择和组织行为[26]。管理者认知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主要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是管理者进行战略决策时所运用到的认知模式和信念，这些影响了管理者对环境变化的判断以及对不同战略选择内涵理解的偏差和探索，决定了管理者将注意力聚焦于企业哪些发展目标和议题，并有选择地关注和筛选相关信息，最终影响企业战略行为选择[27]。Kluckhohn指出，价值观是一套关于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认知理念，它会影响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行为以及选择。企业管理者的伦理承诺和道德观念作为个人认知的重要方面，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会产生深远影响。Julian认为管理者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反应与管理者认知反应密切相关[28]。企业家对社会的态度和价值观能直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29]。吴建祖等通过引入高管团队注意力这一中介变量揭示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影响的内在机理[30]。Buyl等学者也证明了高管团队认知是解释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战略决策影响内部机理的中介变量[31]。这些研究为本文探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非市场战略影响内部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综上可以发现：第一，以往针对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较多关注党组织对企业经营绩效等市场战略行为的影响和干预，较少研究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和职责，跳出以往企业非市场战略研究的利己思维，将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子活动予以整合，从动机、制度环境和战略决策机制视角出发，分析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的非市场战略的机制和机理。第二，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外部和宏观层面，分析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微观机制缺乏分析。为此，本文以管理者认知为视角试图打开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非市场战略影响机制的“黑箱”，探究党组织发挥决策作用的机制。我们认为，在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关系的内在机制研究中，应考虑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企业内部组织特征和外部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予以分析，以期深化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非市场战略之间的内在机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