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007(2021)03-0018-19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演进中，人们通过婚姻联结形成家庭，并基于家庭实现人类血脉的传承，每个人的政治参与、经济生产、宗教信仰等活动都嵌套其中[1]。传统认知范畴内，婚姻和家庭问题属于社会学领域研究的问题。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Becker为代表的婚姻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和家庭决策的分析后，经济学研究随之发展出家庭经济分析的全新领域[2]。基于家庭经济分析领域研究的快速进展，近年来财务学领域也逐渐开始探究婚姻、家庭与财务行为间的关系，并指出婚姻、家庭等因素对公司财务决策及治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3-4]。而作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夫妻关系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家庭亲缘关系[5]。沿着Amore等(2017)[6]、胡旭阳(2019)[5]等已有研究，本研究聚焦于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目前探索尚不充分的“夫妻搭档”企业，并考察中国本土情境下这一具体的治理模式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增长。 Barnett(1988)[7]最早用“Copreneurs”一词来描述那些双方都参与业务并分担运营和管理责任的夫妻。宁博等(2020)[1]指出，在以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秩序中，婚姻可以通过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实现其影响力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外延扩展。“夫妻搭档”治理模式下，家庭与企业重叠，夫妻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管理上有着更为深度的介入。具体而言，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不同，“夫妻搭档”企业最突出的特征是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被集中掌握，因此该类企业可以被视为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行为表现的典型样本。针对此种所有权与控制权被集中掌握的模式，目前研究结论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面，Chrisman等(2004)[8]认为配偶参与企业经营可有效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同时，夫妻搭档领导的家族企业竞争优势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家族企业[6]，特别是对处在创业阶段的企业而言，配偶支持是企业重要的竞争优势[9-10]。另一方面，Danes和Olson(2010)[11]发现配偶进入企业会形成“裙带关系”氛围，导致低效的企业治理。夫妻异质性和家庭冲突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企业的沟通成本和经营压力，阻碍公司业绩提升[11]。 总体来看，夫妻共同领导型治理模式下，家庭与企业重叠，夫妻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管理上有着更为深度的介入。然而，上述所有权与控制权被集中掌握的模式，既存在较低的代理成本[12]、较优的声誉维护机制[13]、较高的管理决策效率[14]、较强的利他主义倾向[15]等优势，也存在较强的控股股东利益侵占[16]、较弱的内部监督约束[17]、较大的决策失误风险[18]、较多的机会主义行为[15，19]等弊病。上述优势与弊病恰恰关系到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以及企业的终极发展目标即企业价值。对于“夫妻搭档”型上市公司而言，其治理机制安排是发挥相应优势，促进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增长，还是暴露弊端，成为企业价值表现之掣肘？对于上述问题，Belenzon等(2016)[20]基于欧洲家族企业开展的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家庭关系，夫妻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与人生目标，为了保障自己与后代未来的生活，在制定相关决策时更具长远眼光，行事也更为谨慎，从而使得企业经济效益较好。 然而，不同于欧美等成熟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中仍需进一步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法律环境以及中国独特的家庭婚姻文化使得“夫妻搭档”治理模式的治理效率可能与成熟资本市场有所差异。一方面，市场机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使得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和治理水平有待提高[21]；另一方面，受“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家庭劳动分工文化的影响，如今中国女性虽然在经济上已相对独立，但部分女性仍需要或愿意依附于丈夫，妻子通常也更加重视婚姻家庭的稳定、和谐[1]。因此，“夫妻搭档”治理模式发挥的作用究竟如何值得进一步探究。从现有文献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婚姻、家庭所塑造的高管个人偏好如何体现在企业风险决策以及社会责任履行等方面，而在国内公司金融领域从婚姻视角考察企业经营治理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1]。具体到本文研究的问题，我国学者对于“夫妻搭档”这一治理模式研究较少，尚无学者对于“夫妻搭档”型治理与企业价值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基于上述中国本土情境，“夫妻搭档”型治理模式能否发挥类似于成熟资本市场中的积极公司治理效应是本文要探究的核心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对以下问题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1)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中国本土情境下“夫妻搭档”这一治理模式是否真正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2)“夫妻搭档”治理模式如何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3)不同公司特征以及外部监督环境下上述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本研究首次将“夫妻搭档”治理与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相结合，基于中国市场手工搜集数据，以期识别出“夫妻搭档”治理模式在企业价值问题上的优劣性，并深入探究其潜在影响机制以及不同企业中“夫妻搭档”模式治理效应的异质性。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既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情境下“夫妻搭档”模式的公司治理效应，为理解“夫妻搭档”模式的治理效率以及丰富家族企业相关研究提供重要的支持，也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入理解“夫妻搭档”治理模式下企业价值变化的内在动因以及该治理模式在异质性企业中治理作用的发挥。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本文首次尝试从家庭涉入企业治理角度探讨上市公司企业价值问题。本文发现，“夫妻搭档”模式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且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稳健。此结论证实了在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夫妻搭档”治理模式存在着一定的优势，整体而言对企业价值有着显著提升效果，这为中国本土情境下“夫妻搭档”这一模式治理效应的争论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第二，通过内在机制识别，本文发现“夫妻搭档”模式下，较低的委托代理成本及较少的机会主义行为构成助推企业价值提升的潜在路径。上述研究的推进，是对“夫妻搭档”的具体治理优势研究以及企业价值的路径分析的有益补充。第三，本文发现在规模较大、上市年限较长以及存在强有力外部监督(高机构持股、高媒体关注及被分析师覆盖)的企业中，“夫妻搭档”对于上市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了在一些发展较为成熟及治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夫妻搭档”治理更能彰显相应优势并弱化其治理弊端。上述结果为理解“夫妻搭档”治理效果的异质性及规避其治理弊端提供了借鉴。最后，在政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作为最易实现、最方便的创业组合，“夫妻搭档”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必将进一步增加[22]。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上述背景下“夫妻搭档”治理模式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同时，也可为市场相关机构和投资者研判“夫妻搭档”企业的治理效果提供良好的依据与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