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9-07-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7(2021)04-0093-11 DOI：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19.0128 1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些政策性文件的出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也表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政府的激励行为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从企业层面来看，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逐渐形成了相互融合的状态，然而由于经济目标上的一致与社会目标上的冲突，在混合所有制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也塑造了二者特有的竞合关系。在这种竞合关系中，国有资本的行为逻辑与政府的政策目标具有一致性，非国有资本的行为模式则受到政府激励行为的引导[1-2]。那么，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激励模式对非国有资本的行为会产生哪些影响？在政府激励行为与非国有资本策略选择的互动过程中会产生哪些均衡状态？这些均衡状态的演化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考察上述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政策供给和政策响应核心利益主体的行为动机与行为规律，而且对于如何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以及效率提升过程中如何进行政策供给的优化等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近年来，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黄速建[3]认为混合所有制的出现主要源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吴振宇和张文魁[4]研究指出混合所有制已成为一种主流的政策选择。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许多学者已从不同层面展开研究，纵览这些文献，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①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微观机制及其作用。首先是股东层面，郝云宏和汪茜[5]、朱德胜和周晓珮[6]、郝阳和龚六堂[7]研究指出，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具有行政型的强势地位，可能会抑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民营资本的积极性。Fan等[8]的研究还发现，政府不愿意交出控制权会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公司治理和业绩产生消极影响。其次是董事会层面，李文贵等[9]、逯东等[10]、沈昊和杨梅英[11]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外部董事人数出现增加趋势，企业的董事会更加独立，这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绩效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Chen等[12]的实证研究还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良好的董事会制衡能力能够抑制欺诈行为，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最后是高管层面，马连福等[13]、江轩宇[14]、张双鹏等[15]、罗福凯等[16]的研究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后高管层的任免和激励不再是纯粹的行政方式，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理人员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匹配，进而缓解代理成本，并且对企业的创新等行为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②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宏观效果及其影响。首先是改革红利层面，Aivazian等[17]、林毅夫和李志赟[18]、李东升等[19]、綦好东等[20]的研究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能够发挥国有资本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发挥非国有资本的活力和创造力，提高国有资本的投资和运营效率，促进非国有资本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分享经营收益，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双重比较优势，提升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微观来看，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垄断”，非国有资本则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契机进入垄断行业或垄断行业的竞争性环节，从国有企业的信誉、技术和政治资源中受益，获得更多的市场优势，这是非国有资本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动力。其次是改革成本层面，Bai Chongen等[21]、Liao Li等[22]、Li和Yamada[23]、陈林[24]研究认为，由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之间的交易，那么就必然会在二者交易时产生交易成本并承担交易风险。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谈判成本、资产评估费用以及机会成本等，还包括因双方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问题，以及由于种种限制而带来的交易可行性问题。由于国有企业具有规模大、政策支持多和市场支配等优势以及一股独大、政企不分、激励机制落后和社会负担沉重等劣势，非国有资本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隐性的进入障碍，且非国有资本的权益容易受损，如行业的准入门槛高、获得控股权机会少、投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话语权缺失和受法律保护权小等。相对国有资本而言，非国有资本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面临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更大。当其面临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过大，即当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带来的预期收益损失大于改革带来的资源和信息成本节约的收益时，会挫伤非国有资本的积极性和信心，从经济角度考虑，非国有资本将不会选择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因此，保障非国有资本的权益可以有效调动非国有资本的积极性，发挥非国有资本的优势，使非国有资本真正融入混合所有制改革。 目前这些文献要么从微观角度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要么从宏观角度探讨如何实现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塑造混合所有制改革红利，降低改革风险或成本。无论是微观机制研究还是宏观效果分析，都是建立在市场模式基础上的机制设计，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受政府理性水平差异、国有资本超级股东身份的存在、进入和退出壁垒等影响，完全的市场调控机制已无法发挥引导作用，进一步释放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红利有赖于政府具体的激励行为和引导政策。政府(政策供给者)和非国有资本(政策核心响应者)逐渐成了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核心利益主体，非国有资本将根据政府的政策特点采取相应的策略，同时，政府也会根据政策的实施情况来评估政策的效果，进而对其现有政策进行调整。本文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及前期改革实践为逻辑起点，利用主观博弈模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政府激励行为和非国有资本策略选择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二者的行为逻辑和行为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求解混合所有制改革主观博弈模型的稳定均衡策略，运用Matlab进行数值分析和仿真，模拟不同初始状态下非国有资本的策略选择行为及其受政府激励行为影响的动态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应选路径和策略提出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