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对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造成强烈冲击,在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各类短期与长期风险叠加并快速传导的情况下,企业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与发展路径遭到破坏,不仅面临资源约束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甚至不少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也走在破产边缘。事实上,从自然灾害、工业事故和恐怖主义威胁等突变事件的增加,到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黑天鹅”与“灰犀牛”等高影响力/低概率(high-impact/low-probability,HILP)事件频发的背后,反映出市场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特征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李平,2020)。在这种“新常态”下,企业能否在不利事件中形成韧性(resilience)并反思改进和转型,成为企业存活甚至撬动未来发展的关键(李维安等,2020)。因此,在危机情境下,反思组织韧性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机制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Duchek,2020;Li and V
likangas,2020)。 从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事件反思内部流程的可靠性,到“9·11事件”后反思外部不确定事件冲击,组织韧性的研究焦点一直随着危机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迁移(Linnenluecke,2017),尽管理论界对于组织韧性的含义及其包含的要素尚未达成共识(Kendra and Wachtendorf,2003),但不可否认的是,组织韧性是应对意外威胁和响应危机变化重要的成功因素(Lengnick-Hall et al.,2011)。具有高韧性的组织可以更快地识别到危机的早期信号并做出响应(Ortiz-de-Mandojana and Bansal,2016),避免、抵御和缓冲不利事件的冲击,在逆境中快速恢复和反弹甚至促进未来发展(Robb,2000)。然而,尽管理论界对组织韧性的研究热度不断上升,但受制于研究情境的稀缺性,现在关于组织韧性的研究主要是以理论推演为主,侧重于基本概念和原则的探讨,更为关注组织韧性在逆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Linnenluecke,2017;Burnard and Bhamra,2011),对于组织韧性如何形成仍语焉不详(Duchek,2020)。此外,现有对于组织韧性的研究仍聚焦于狭义视角下组织内部行为或惯例的探讨(V
likangas and Romme,2013;Williams et al.,2017),而组织在危机中恢复与反弹的实现离不开与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狭义的研究视角限制了与组织韧性形成相关的关键要素的提取。 事实上,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不断重塑组织的业务生态与价值创造方式(Fischer et al.,2020;刘洋等,2020)。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了赢得存活机会并摆脱经营困局,许多企业将数字化视为危机情境下的“救生圈”,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社会协同以及资源分配的优化,推进了组织在不利事件冲击下恢复和反弹的速度(王钦,2020)。然而,尽管现有研究对于数字化转型与组织重塑做出了有益的探讨(Franke and Hippel,2003;Hinings et al.,2018),但对于数字化与组织能力升级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仍聚焦于常规情境,更为关注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流程优化、降本增效以及模式创新(Vial,2019),对于危机情境下数字化对组织韧性这种特殊的组织能力有何影响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进一步地,传统数字化转型逻辑下的组织能力升级过程呈现出渐进性的特征,数字化对于企业而言是可选项,数字技术通常作为辅助模块,嵌入到企业业务层面的管理与运营架构中(Yoo et al.,2010;Ciriello et al.,2018),帮助企业实现流程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Bharadwaj et al.,2013),但是在危机情境下,当数字化作为组织恢复和反弹的必选项时,现有的数字化转型逻辑是否仍然适用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检验。 针对上述的理论缺口,本文选取林清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清轩”)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基于林清轩转危为机的实践,将研究问题聚焦于两个方面:第一,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如何形成;第二,数字化对于组织韧性形成有何影响。通过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本文解构了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的形成过程以及数字化对组织韧性形成的作用机制,并提炼出有别于传统数字化转型逻辑的数字跳升逻辑。本文对由“危(crisis)”转“机(opportunity)”过程中组织韧性形成机制的探讨,创新性地将数字化纳入组织韧性形成的研究范畴,能够贡献于现有文献对于组织韧性形成考量不足所造成的研究缺口。此外,本文基于数字化对组织韧性形成作用机制所提炼出的数字跳升逻辑,既是对传统数字化转型逻辑的一种补充,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组织能力升级理论规律挖掘的新尝试与新探索。 二、文献综述 (一)组织韧性 在高度动荡和不确定的时代,组织经常会遇到意外事件,例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流行性疾病,为了能够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生存,组织迫切需要提升韧性,以有效应对危机并迅速恢复反弹,甚至以此为杠杆撬动未来发展(Linnenluecke,2017;Li and V
likangas,2020)。韧性的概念在物理学、生态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中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在商业和管理研究中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到关注(Staw et al.,1981;Meyer,1982),从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事件反思内部流程的可靠性,到“9·11事件”后反思外部不确定事件冲击,组织韧性的研究焦点一直随着危机情境的变化不断发生迁移(Linnenluecke,2017)。事实上,与强调“迅速适应环境变化”的灵活性(flexibility)(Golden and Powell,2000)、“快速识别机会,改变方向并避免冲突”的敏捷性(agility)(McCann,2004)以及“在遭受干扰的情况下仍可保持功能”的鲁棒性(robustness)(Kitano,2004)不同的是,组织韧性是指组织在不利事件的冲击下能够恢复和反弹,并在反思改进过程中逆势成长的能力(李平,2020;Williams et al.,2017)。尽管灵活性、敏捷性和鲁棒性在构造上与韧性具有一些相同的元素,但前者是应对日常问题和变化所必需的,而韧性则被视为应对意外威胁和响应危机变化重要的成功因素(Duchek,2020;Lengnick-Hall et a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