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是我国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的产物，该制度源于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和降低代理成本的需要。当前，独立董事兼职现象愈发普遍，这种“忙碌”背后体现了兼职独立董事的双重特性：其一，相较专任于某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而言，兼职独立董事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价值。独立董事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竞争，兼任数量多少内嵌于独立董事自身能力高低，是其被动接受市场选择的结果。拥有多个公司兼职席位的独立董事相较而言具有更高的专业知识水平与信息获取来源；其二，相较专任于某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兼职独立董事的时间精力分配面临更大挑战。能否基于有限的时间精力发挥自身应有的咨询与监督作用，是拥有较高人力价值的兼职独立董事履职效果好坏的关键所在。现有文献中有关兼职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究竟如何的探讨尚未形成定论。基于繁忙假说的讨论认为，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兼职独立董事无法做到勤勉履职，履职效果较差。譬如Fich和Shivdasani(2006)指出，兼职独立董事聘用降低了公司中CEO更替与业绩间的敏感性以及公司盈利能力；Falato等(2014)通过董事和CEO死亡的外生冲击事件进行的研究表明，兼职独立董事聘用对股东价值具有削弱作用；李志辉等(2017)针对债券违约问题进行的研究同样反映了兼职独立董事低效的监督功能：随着独立董事兼任席位的增多，公司债券违约风险显著增加。为确保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拥有充足时间精力履行职责，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同时任职，这可以看作是繁忙假说在现实中的运用。但是也有研究指出，兼职独立董事的治理功能相较于非兼职独立董事更好，原因在于兼职独立董事专业胜任能力较高。譬如Lei和Deng(2014)基于香港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兼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并且这一现象在兼职独立董事任职公司的治理机制更好时更加显著；蔡春等(2017)指出，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兼职席位数与公司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郑志刚等(2017)研究发现，兼职独立董事的聘用有助于公司管理效率与盈利能力的提升，但是在独立董事任职公司间地理距离过大时，其履职效果有所下降。上述文献从不同公司层面经济后果的视角分析了兼职独立董事履职效果问题，主要基于兼职独立董事的精力分配困境与人力资本优势两个视角展开。其中有关人力资本优势的文献也强调了兼职独立董事作用发挥需要的外部条件，包括公司治理情况(Lei和Deng，2014；蔡春等，2017)、工作便利性(郑志刚等，2017)等。上述文献争议的焦点在于兼职独立董事能否合理分配时间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优势的问题，然而不可否认，内在固有动机是决定个体行为更为关键的因素(Hambrick等，2015)。声誉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声誉是附着于个体的重要人力资本。就企业兼职独立董事而言，为了维护劳动力市场上的良好声誉，他们可能有更强的动机勤勉履职，履职效果更好。本文基于企业违规视角，以独立董事在3家以上公司任职刻画其“忙碌”程度，深入分析了“忙碌”独董的履职效果，基于声誉维护动机着力探寻“忙碌”独董履职抑制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并基于对“忙碌”独董精力分配困境客观现实的分析，探讨了公司层面可能的应对措施。研究发现，“忙碌”独董在声誉维护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勤勉履职积极遏制企业违规行为，降低了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及频率。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忙碌”独董出席了更多董事会会议，并且“忙碌”独董与企业违规之间的负向关联在年轻“忙碌”独董任职公司、高声誉公司以及整体薪酬激励强度较大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兼职独立董事的声誉维护动机提供了理论与实证支持，为学术界争议已久的兼职独立董事履职效果问题的内在逻辑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并且为公司更加合理地利用兼职独立董事完善自身治理机制提供了启示。 本文以企业违规作为研究落脚点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第一，我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公司治理结构和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尚不够完善，企业违规事件频发。统计表明，样本期间内，违规公司占比为13.1％，单个公司年度违规次数最高达到8次，因此就如何有效遏制企业违规行为进行探讨十分必要；第二，有研究指出，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降低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成本，进而改善和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Zhou等，2017)，而独立董事制度的引进恰好是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结合企业违规情境，能够更好地发掘“忙碌”独董所发挥的作用；第三，现有关于多席位兼任独立董事履职效果问题的评价褒贬不一，尤其是其监督职能的履行备受争议。企业违规行为内生于多席位兼任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履行情况，能够更好地反映“忙碌”独董的履职效果，而当前文献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充分探讨。本文基于企业违规视角对“忙碌”独董履职效果的分析，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忙碌”独董的理论研究，为利益相关者抑制企业违规提供新思路。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现有少量涉及多席位兼任独立董事与企业违规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任职经验、社会资本网络占有等能力度量指标角度诠释兼职独立董事对企业违规的影响问题，本文则是从履职动机维度解读兼职独立董事有助于减少企业违规的内在逻辑，较好地补充了现有文献中有关兼职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相关问题的研究；第二，目前有关独立董事声誉的研究普遍关注独立董事个人声誉或者公司声誉本身对于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本文基于声誉维护视角考察兼职独立董事有助于减少企业违规的内在动机，丰富了针对声誉理论的相关探讨；第三，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公司层面基于兼职独立董事精力分配困境的可能应对措施，为更加有效地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能途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违规是企业为获取不正当利益而违反与利益相关者缔结的某种契约的行为。陆瑶和李茶(2016)认为，企业违规的影响因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公司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二是公司内部结构的影响，其中董事会结构的影响最为深远。董事会肩负着对公司经营管理和经理层任职情况的双重监督重任，董事会成员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至少包括总人数占比三分之一独立董事，且独立董事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合规性负有监督义务以及拥有相应的监管权限。而随着独立董事队伍的壮大，公司聘用兼职独立董事的现象日趋常见。基于繁忙假说，这种“忙碌”的独立董事会削弱公司治理机制，从而对其所任职的公司产生负面影响。譬如Core等(1999)指出，CEO薪酬制定过程的监督力度随着董事会中兼职独立董事的增加而减弱；Fich和Shivdasani(2006)研究表明，兼职独立董事的存在会导致企业市净率降低，盈利能力变差，董事会通过对CEO进行监督进而提高企业业绩的能力也较差；魏刚等(2007)考察了兼职独立董事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理论分析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兼职独立董事疲于奔命，无法尽责履职。基于类似理论解释的文献同样聚焦于股东利益等相关视角，并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Cashman和Gillan，2012；Falato等，2014)。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兼任的数量越多，越有可能影响其勤勉履职的程度，从而对其监督效果产生不利影响(Fich和Shivdasani，2006)。独立董事履职的主要形式是参加董事会会议并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投票表决。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一方面是履行董事职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了解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必要途径。通过参与董事会会议，独立董事能够获取更多的公司内部信息以及减少同其他内部董事的隔阂，增强其在公司重大事项表决时发表观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基于现实情况，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为高校教师、财会及法律行业高端人才，进行本职工作需要的时间较多，多席位兼任会大大增加独立董事的工作量(李志辉等，2017)。随着独立董事兼任数量的增加，平均分配到每一家公司的时间和精力将非常有限，这导致兼职独立董事进行监督的履职积极性和效率难以保证，从而无助于企业违规治理。基于兼职独立董事自身时间精力分配困境的监督功能缺位可能是企业违规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