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9)12-0171-18 一、问题提出 企业寻租是转型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典型制度特征之一。“寻租”(Rent Seeking)一词最早由Krueger(1974)提出，他将经济学研究的生产领域资源配置问题拓展到了生产领域与非生产领域之间的资源配置问题。一般认为，寻租行为是经济主体为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或获得超额市场回报，而寻求政府行政权力提供保护与便利的活动(Buchanan，1980)。根据已有的观点，企业寻租行为既可以是通过游说向政府施加影响(奥尔森，1995)、聘任政府官员建立政治关联(余明桂等，2010；Chen et al.，2011)或慈善捐赠“政治献金”(戴亦一等，2014)等合法方式，也可以是向地方政府官员直接贿赂(胡军和郭峰，2013)或与政府高官、银行和国有企业高管之间的吃喝腐败(Cai et al.，2011；黄玖立与李坤望，2013)等违法违规方式。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央发布的系列反腐政策和“打老虎、拍苍蝇”等重大举措，极大程度上惩治了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对企业寻租行为产生了治理效应，包括隐性的和显性的寻租行为。 企业寻租行为从司法层面看处于灰色地带甚至违法违规、从道德层面看属于悖德行为，因而行为本身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企业的信息披露会使与寻租行为相关的财务数据公之于众，因而更易受到法律法规的监督和社会舆论的质疑。不难理解，为逃避司法行政处罚和免除舆论监督压力，企业管理层有动机通过扭曲会计信息，降低会计信息透明度，以掩饰具有违法违规性质的寻租行为。Leuz et al.(2003)、张玮倩和方军雄(2017)运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数据研究证实，腐败水平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负向关系。随着中央反腐治理政策的推进，企业寻租行为受到较大程度约束，因而会计信息质量也得以改善。Fan et al.(2014)和Hope et al.(2017)的研究发现，腐败治理显著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和公司透明度。上述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结论，然而并没有回答微观层面的寻租行为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也忽略了普遍存在的、隐性的企业寻租行为的长期影响，同时未关注宏观层面治理机制的约束效应。因此，本文立足企业层面，检验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从宏观治理的视角，探寻寻租行为的治理机制。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寻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中以申宇等(2015)提出的超额管理费用作为企业寻租的代理变量，以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和原值分别作为企业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企业寻租行为与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显著正相关，即企业寻租程度越高，则盈余管理程度越严重。这表明，寻租企业更可能通过操纵财务报表增加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研究还发现，企业寻租行为与操控性应计原值显著负相关，换句话说，当企业寻租程度越高，越可能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其目的可能是为了隐藏寻租行为及获得的超额利润，从而降低企业的政治成本，这一发现支持盈余管理的政治成本假说①。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中采用以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企业寻租的替代变量、运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等方法，结论维持不变。研究进一步从宏观治理的视角，检验了中央反腐政策在企业寻租与盈余管理关系中的治理效应。运用PSM-DID模型的检验发现，随着中央反腐政策的推进，寻租程度高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得以明显抑制，且正向盈余管理组中的寻租企业做出了更强烈的反应。 Hope et al.(2017)以中央18号文引发的官员型独立董事离职潮为背景，检验了中央反腐政策对公司透明度(即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而本文则研究了企业隐性寻租行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与Hope et al.(2017)一文不同，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从具有隐性特征的寻租行为视角，检验了其经济后果，丰富了企业寻租的相关文献。在党的十八大后，企业显性特征的寻租行为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遏制，但企业寻租仍会长期存在，寻租方式将更多地转变为隐性，难以受到直接的监管。本文基于中国情景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全面了解企业寻租的经济后果。②从微观层面，检验企业寻租行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丰富了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文献。关于企业寻租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当前研究主要关注了地区层面和显性寻租。从地区层面考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其因果链条较长；而显性寻租案件仅仅是诸多企业寻租行为中被揭发和披露的一部分。因此本文从企业层面的隐性视角，探讨企业寻租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国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③检验了外部治理机制的改变对企业寻租行为的约束效应。现有研究虽已考察了中央反腐政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但这类研究多为直接检验反腐政策改善财务报告质量的经济后果，未能从更为深层次角度探究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中央反腐政策通过抑制企业的隐性寻租行为，弱化寻租程度高的企业操纵财务报告和管理盈余的动机，这将为全方位理解中央反腐政策的治理效果提供增量的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