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分类]M12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实现了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大提升，竞争地位不断提高，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15年以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商事制度改革、简政放权等极大激发了民间创业热情，大量民营企业应运而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进程加快，国际形势复杂严峻，民营企业发展既面临国家重大战略、重大改革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治理结构不健全、竞争力不强、可持续发展差等内部问题，民营企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直接关系我国全面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然而，从目前来看，民企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管理过度，一是管理欠缺。无论是过度管理，还是管理欠缺，都是企业的管理效率低下的一种体现①，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活力，更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具体来说，管理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管理是否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也决定了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蔡蔚和余宇新，2012)。随着管理效率下降，企业的运营成本将不断增加，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将因此受到影响(张淑丽和黄业德，2001)，这将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因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不容忽视。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已有文献，尝试进一步探讨其他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希望对现有企业管理效率的研究有一定的补充，同时为企业的管理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 目前，关于企业管理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微观和宏观两大视角来探讨：微观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管理人素质(富立友和柳伟，2004；王鹏飞，2008；叶大军和李小川，2008；孙永生，2014)、组织结构(王鹏飞，2008；叶大军和李小川，2008)、企业规模(王鹏飞，2008)、员工激励与绩效考核(孙嘉伟，2012)、管理模式(富立友和柳伟，2004；周鸿勇和郑雨尧，2003；许晓明和周旭辉，2008)、内部控制有效性(何亚伟等，2013)、员工效率工资(范如国，2009)、流动资产的质量(陈士欣和李欣，2005)；而宏观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产权性质(杨继生和阳建辉，2015)、信息化程度(黄希或等，2013；邓少辉，2015)、人均资本量、总负债比例、出口占销售比例以及工业总产值等(蔡蔚和余宇新，2012)、行业的竞争状态、行业前景与稳定性、上游或下游行业的垄断以及企业的地域位置、产品市场竞争(王鹏飞，2008；蔡蔚和余宇新，2012；李健等，2016)。 同时，国外学者也从企业中存在的信息非对称性、企业的资金状况、财务杠杆、经营性现金流、管理者的冒险倾向等微观视角对企业管理效率进行一定的探究(Megginson et al.，1994；Sun & Tong，2003；Nazir & Afza，2009；Caballero et al.，2010；Hill et al.，2010；Ding et al.，2013)。此外，Megginson et al.(1994)、Ang et al.(2000)、Sun & Tong(2003)通过数据检验了政府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提出政府的政治庇佑是导致国有企业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Khan et al.(2016)一方面进一步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管理效率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研究发现较高的审计质量可以缓解这种负面作用。Du et al.(2017)以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文化、市场化程度会对企业管理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2005年开始，我国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每位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薪酬情况(黄辉，2012)。黎文靖等(2014)指出，当高管薪酬的透明度不断增加，企业高管将更可能、更愿意将自身的薪酬与行业薪酬水平进行比较。Holmstrorn等(2003)也曾指出，企业高管如果不与同行业中其他高管的薪酬进行比较，很难判断自身薪酬是否合理和公平。因而，公司高管往往愿意选择同行业相似规模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水平作为判断自身薪酬高低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旦低于行业标准，就会努力为自己的低薪寻找原因或者进行辩护。因为对于高管而言，没有人愿意接受低的薪资(黎文靖等，2014)。在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更加注重政治晋升，同时国企高管薪酬受到政府的管制，因而不太容易产生薪酬上的攀比。而非国有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高管不仅关注内部薪酬差距，也关注外部薪酬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当企业管理层可以获知同行业同等规模其他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时，往往更容易进行比较。现实中，相似公司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不可能是同一标准，必然有高有低。正因为如此，通过薪酬比较，薪酬较低的企业高管才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并且采取不同的行为。而高管作为企业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管理的效率。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民营企业薪酬攀比与企业管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本文贡献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加了影响企业管理效率的新因素，提出了薪酬攀比与企业管理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为企业更加合理地制定管理层薪酬提供了借鉴。第二，与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受政府管制相比，民营企业对高管薪酬的制定自主性强，因而本文以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对现有高管薪酬的研究形成一定的补充。第三，在考虑了企业的激励机制以及内外部约束机制对薪酬攀比影响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三个调节变量：管理层持股、产品市场竞争以及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能够替代一部分货币薪酬，而且也能够影响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在企业高管进行货币薪酬攀比的情况下，管理层持股如何进一步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将对企业的薪酬安排有重要启示。产品市场竞争是一种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强会给企业高管带来压力，从而促使高管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率。基于此，本文进一步考虑了在产品市场竞争的影响下薪酬攀比与企业管理效率的关系；股权集中度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虽然能对管理层形成有效的监督，但也会影响企业激励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考虑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其在薪酬攀比与企业管理效率之间的情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