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企业家能力不能遗传，创始人后代的企业家才能因“均值回归”而趋于社会平均水平(Mehrotra et al.,2013)，这导致代际传承后的家族企业绩效低于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非家族企业(Villalonga and Amit,2006; Perez-Gonzalez,2006)，然而世界范围内从家族后代中选择继任者仍是普遍的做法。如何解释上述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代际锁定现象呢？制度理论文献强调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决策的重要影响。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正式制度中的文化传统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有重要影响。有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强调家庭观念至上，家文化观念盛行，家庭成员之间信任和忠诚度远高于非家庭成员，这种文化传统有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家族企业的代际锁定(李新春，2002；Bertrand and Schoar,2006)。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权与控制权代际锁定是在弱制度环境下家族的次优选择。Burkart et al.(2003)指出，如果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法律制度的充分保护，那么，即使家族继承人的能力差于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代际转移仍是次优的选择。李新春(2003)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家族化与经理人市场失灵密切相关。Bhattacharya and Ravikumar(2001)认为，家族企业的成长受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影响，资本市场不发达导致家族企业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 在正式制度方面，虽然已有文献认为政治制度会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但并未深入探究政治制度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机理(Bertrand and Schoar,2006; Burkart et al.,2003)。而最近文献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考察政治制度环境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何轩等(2014)认为，对产权保护与合约履行的制度环境不利感知降低中国家族企业创始人把企业传给下一代的意愿，但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可以抵御不利制度环境感知的影响，增加企业代际传承意愿；Xu et al.(2015)认为，创始人的政治关联显著增加创始人子女介入管理层或董事会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文献都侧重于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政治制度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 本文延续上述制度理论研究的思路，并结合家族企业研究理论前沿——社会情感财富理论(Socioemotional Wealth Theory，简称SEW理论)，来探讨中国转轨背景下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获得政治身份这项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对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 在中国社会经济转轨背景和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创始人的政治身份不但是家族企业建立良好政企关系、积累企业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家族企业正面形象、声誉以及企业家和家族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象征，进而成为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代际传承意愿是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核心内容，家族对社会情感财富是损失厌恶的，维持和保护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决策的重要参照点(Gomez-Mejia et al.,2011; Zellweger et al.,2012)。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提出了创始人政治身份促进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锁定的两种机制，即企业政治资本积累假说和社会情感财富维护假说。前者认为，在中国社会经济转轨过程中，创始人政治身份是家族企业建立良好政企关系、积累企业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这有助于家族企业建立竞争优势，提升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意愿，进而增加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后者认为，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能够给家族带来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进而直接构成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组成部分；而控制权代际传承有助于维护衍生于创始人政治身份的社会情感财富，社会情感财富维护动机促进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锁定。 本文以2003-2015年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对上述关于创始人政治身份促进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锁定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基于混合截面数据的Probit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创始人的政治身份显著增加了创始人子女担任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可能性，创始人政治身份促进中国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代际传承与锁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期间内，创始人政治身份能够给家族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等经济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支持企业政治资本积累假说的证据；②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继承人而非家族外人士的职业经理人更可能获得政治身份，企业家政治身份“代际接力”成为维护衍生于创始人政治身份的社会情感财富的途径，这提供了支持社会情感财富维护假说的证据。因此，创始人政治身份促进家族企业控制权代际锁定的两种机制是并存的。 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为：①从制度理论角度丰富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文献。何轩等(2014)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政治制度因素对家族代际传承的影响，而本文与上述文献在政治制度影响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机理方面存在重要区别，突出了企业家政治身份作为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来源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此外，不同于何轩等(2014)的研究认为政治地位是环境感知与代际传承意愿的调节因素，本文强调政治因素对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影响是主效应而非调节因素。②丰富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作为家族企业研究的理论前沿，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分析家族企业行为提供了“利器”，然而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的构成仍旧是一个开放性问题(Berrone et al.,2012)；而本文的研究指出，受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中国民营企业家通过参政议政获得政治身份的特殊制度安排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成为中国情景下家族的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来源。这表明，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容构成是企业所处社会、政治制度情景依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