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在过去20多年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伴随着不断增长的上市公司数量，资本市场的违规事件也层出不穷。“银广夏”“蓝田股份”“万福生科”等重大违规事件的发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扰乱了资本市场运行秩序。根据CSMAR数据库统计，2014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利润造假、内幕交易、推迟披露等违规行为总计575次，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比例超过20%。 监管部门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处罚是规范证券市场运行，保障投资者利益的重要手段。Chen等[1]采用事件研究法发现企业违规处理公告后，其股价前后都存在显著的负异常回报率，证明市场对证监会的处罚反应明显。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防范和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运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管理者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成员，不仅很大程度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更是企业整合内外部资源的关键桥梁。政治关联是管理者通过政治资本获取稀缺资源，寻求政治庇佑的最重要途径。沈红波等[2]的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弱化行政监管效力。上市公司管理者会利用政治资源进行游说，影响证券监管部门执法效率，构建职位壕沟[3]，降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企业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应该受到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充分重视，避免因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导致企业违规事件频发带来的资本市场动荡。 运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会抑制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且在发生违规行为后能够及时更换不称职的管理者。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主板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违规行为发生及管理者被迫离职角度出发，采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研究管理者政治关联对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潜在作用。研究发现，管理者政治关联显著提高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并能降低被行政稽查处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企业违规行为被稽查后会显著提高管理者被迫离职的概率，而管理者的政治关联能帮助其建立起职位壕沟；由于两者不同方向的作用，其对管理者被迫离职概率的综合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主要贡献在于：(1)不同于以往文献集中研究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给企业带来的有利之处，本文从企业违规行为视角出发，不仅丰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为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概率不断攀升提供了新的解释。(2)采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研究企业违规行为发生和被稽查概率的影响因素，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选择性偏误导致的误差。同时利用Logit模型和OLS模型，进一步阐述政治关联和违规行为对管理者被迫离职的不同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违规 Krueger(1974)[4]很早就发现企业管理者往往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希望获取某种利益。基于中国关系社会的基本现实，在企业仍未完全脱离政府干预的市场环境下，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十分关键。政治关联的企业往往拥有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更高的投资者信任度，更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和更好的经营业绩等[5][6][7][8][9][10]。由于正式制度的匮乏，与市场发展滞后的金融体系和严重的税负费用负担等导致企业不断寻求政治关联来替代正式的制度[11]。另一方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管理者很可能将自身政治关联服务于私人利益，建立管理者壕沟，侵蚀投资者利益。管理者政治关联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发生概率的原因主要是：①由于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政治庇佑，导致企业过多地花费时间和精力与政府建立密切关系，而忽视公司治理制度的建设；②政治关联为企业管理层带来了天然的权力和寻租优势，强化了管理者侵蚀股东利益的动机和能力；③企业违规被稽查处理后可能导致股价下跌，提高企业的融资难度。但由于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赋予企业“隐性担保”或“预算软约束”的优势[12]，即使违规行为被稽查受到严厉处罚，企业仍可以通过政治关联获取其他的资金来源，证券监管对其影响相对较低。 以证监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在过去二十多年，通过权力的不断扩张，在调查能力和执法力度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事后执行力匮乏、执法效率低下，权力透明度低、处罚标准不一等问题仍受诟病[13]。地方证券监管机构虽然是受中央监管部门垂直管辖，但由于地缘属性，在现实中与当地政府并不能实现完全的独立。在法律等正式制度不健全的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依靠政治关联赋予了天然权力优势，弱化自身受到的行政监管[5]。拥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与当地证券监管机构建立密切联系。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后，管理者为避免违规行为被稽查处理导致企业股价的下跌和自身声誉的损失，往往涉入证监会监管流程，阻碍证券监管执法[2]。故本文提出假设一： H1：管理者政治关联会提高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概率，降低企业违规被稽查处理的可能性。 (二)政治关联、企业违规行为与管理者被迫离职 尽管管理者政治关联的建立初衷可能是为了企业的经营，出于个人利益的攫取，这种社会资本逐渐演化成其个人的保护伞。管理者政治关联度在企业发生违规行为后是否会对管理者被迫离职产生影响是分析企业公司治理是否有效的必要条件。早期的文献中，Desai等(2006)[14]研究发现企业发生会计违规后的两年内，违规企业至少更换了一名高管的比例为60%，而没有违规行为的企业高管变更的比例仅为35%。Cumming等(2011)[15]实证研究发现在发生财务欺诈后，企业高管变更的比例会增加，且民营企业高管变更的概率要高于国有企业。管理者参与企业各种重大经营决策中，当企业发生违规行为时，企业高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