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和调配资源是组织和战略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Katila等，2008；Penrose，1959)，尤其对于业绩下滑的企业，如何整合资源走出经营困境是学者和管理实践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互联网生态时代，不管是新兴企业还是传统企业，都在主动或被动地跨越企业边界、整合产业链和重构价值生态体系。这些战略调整行为体现了企业在资源约束和不确定性环境下的适应和变革过程，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持续成长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关于战略调整与企业发展的研究大多关注具体战略调整行为的前因和影响，如并购、研发、资产剥离、进入新市场等(Audia & Greve，2006；Iyer & Miller，2008；Shimizu，2007；Chen & Miller，2007)，却忽视了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首先需要考虑实施战略调整的资源从何而来。资源是企业战略决策的逻辑起点和焦点(Teece等，1997)，相对于企业发展的需求，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资源是企业战略调整方向选择的关键。在资源约束框架下，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方向选择时有两条路径：资源消耗型行为和资源释放型行为(Kuusela等，2016)，那么，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是如何基于有限资源选择战略调整方向的？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企业进行战略调整的行为动机。 已有研究探讨了外部制度环境、内部治理结构、高管特质、组织禀赋等方面对战略调整行为的影响，比如，行业利润波动性和行业规制推动企业开展扩张性战略，以提高运营效率(Devers等，2008；Mcnamara等，2008)；低成本生产和新市场机会推动企业实施收缩性战略，剥离盈利不佳的业务单元(Berry，2010)。然而，这些研究尚未从资源约束视角探究企业活动配置的动因，企业战略决策过程仍是“黑箱”。本文认为，企业行为理论基于业绩反馈决策模型，为分析企业搜寻、冒险和战略变革的行为动机提供了理论基础(Greve，2003)。该理论提出，组织是目标导向型体系，有限理性的决策者习惯于用简化的规则来引导和调整行为，即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会设定一个心理上的期望值来衡量组织目标实现程度。当业绩高于目标期望时，被界定为经营成功，企业战略调整动机较弱；当业绩低于目标期望时，被界定为经营失败，实际业绩与期望水平的差距将驱动企业冒险变革。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业绩期望落差对企业战略调整行为影响，比如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或以并购方式获取战略资源以提升企业绩效(Audia & Greve，2006；Iyer & Miller，2008)，而资源约束如何主导经营状态不佳企业的战略调整方向是一个仍在探讨的问题。 企业是管理框架下的资源集合体(Penrose，1959)，战略调整方向反映企业的战略意图和资源掌控能力。当企业业绩下滑时，随着资源约束与经营压力加大，一方面，采用资源消耗型战略有利于寻找新利润增长点，实现多元化，分摊经营风险，但也可能加速企业陷入经营危机，面临生存威胁；另一方面，采用资源释放型战略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回报率，但也可能造成资源损毁超过价值创造，以致浪费资源、错失发展良机。为更深入理解企业在资源约束下应对业绩下滑的行为异质性问题，本文着重关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方向行为：资源消耗型并购和资源释放型资产剥离。并购是企业意图通过协同效应实现业绩和规模增长的一种资源消耗战略；而资产剥离则是企业通过优化业务组合实现聚焦专注的一种资源释放策略。它们代表两种逻辑相异的战略方向，但都是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进行适应性战略调整的行为。面对经营困境和资源约束，企业在这两种战略调整行为的选择上有所侧重，或者并行实施。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业绩反馈如何影响企业的单一反应行为，而业绩反馈如何影响企业的多重行为决策则鲜有涉及。此外，由委托代理理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得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利益函数不一致(Jensen & Meckling，1976)，而资源决策是多方利益主体博弈和均衡的结果，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战略调整方向？本文认为，受利润增长和管理者自利动机所驱动，大股东和经理人基于各自立场在资源配置决策中通过权力发挥作用，影响企业战略选择。 因此，本文拟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等探讨以下几个学术问题：第一，业绩反馈如何影响资源约束下的企业战略调整方向？具体而言，以历史业绩期望和行业业绩期望为战略参考点，业绩未达到期望目标的企业如何在资源消耗型与资源释放型战略之间选择？第二，经理人和大股东在企业整合资源和调整战略方向决策中具有不同的利益导向作用。CEO权力和股权集中度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特征如何影响业绩期望落差状态下企业战略调整方向？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结合企业行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约束的战略调整决策模型，探讨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战略调整方向之间的关系，丰富了企业行为理论在战略调整方向上的研究，也为理解企业采用资源消耗型或资源释放型战略的动机和时机问题提供了新视角。第二，以往关于业绩反馈与企业行为的文献中，对情境机制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企业资源禀赋的探讨(Chen & Miller，2007；连燕玲等，2014)，而缺乏对企业治理机制影响作用的探究。本文将CEO权力和股权集中度纳入业绩反馈与企业多重行为决策关系的研究模型，探讨管理者和股权结构特征对治理效率的影响，弥补了已有研究缺漏，对于完善企业行为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