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明年起到2000年，还有三年的时间。从总体上来说，这三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两大任务。 一是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进而能够形成一批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现代企业。所谓现代企业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要实现企业制度创新，使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适合转机建制，走向市场。对大型企业来说，公司制是典型形式。其次，应该采取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就是说不是大而全，而是专业化生产。这个企业的组织结构是经过调整的。第三，可以从事大规模的产销活动，也就是说企业要达到最低经济规模。如果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能建设一批又一批现代企业，并在国内、国际市场中优胜劣汰，我们建立现代企业的目标就会实现。 二是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现在有许多企业问题已经拖不下去了，长期的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也就是说在市场中的主动权已经由卖方转给了买主。此后，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落选了，没有了买主，没有了定单。在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一旦进入这种不良循环，往往它的状况急剧下滑，甚至到了刹不住车的程度。产品卖不出去就出现积压，银行就停止贷款，各个债权人就来逼债，在这种时候企业很难有力量再去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搞不好这个企业就可能被别人兼并或者沦为破产的境地。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那种传统的挽救国有企业的手段已经无济于事，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包括当前所推行的企业兼并破产，也包括减人增效使一些企业走出困境。朱镕基同志已经三次重点讲到三年扭亏或者说三年走出困境。镕基同志讲了三个办法，一是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扭亏由谁来扭，要用好人。二是要推动兼并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减人增效。三是多渠道增资减债，包括必要的直接融资。镕基同志讲的三个重要措施非常重要，还有一些必要的前提。 首先，要“抓大放小”，实际上这是一个收缩工作战线的问题。工业企业现在全国有68000多家，如果将他们都抱在怀里， 我们就没有能力走出困境，必须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精神，采取多种形式使大量小企业放开放活，走向市场。中央也已经明确放活小企业的权力和责任在地方。从现在进展情况看，总的还是好的。当然我们不主张刮风，也不能勉强推行某一种改制模式。在全国国有工业68000户企业中，有53000户是小型企业。如果使这53000户走放开放活的路子， 那么我们手里就只剩下15000家大中型企业。如果再从15000家当中选出大型企业作为重点来抓，那全国也就3000家。放活小企业并不是甩包袱，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小企业。因为在多年计划体制下小企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小企业有大中型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放活小企业是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需要，是使小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活跃市场、促进市场经济发育的需要，当然，也是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新的就业岗位在哪里，一般来说不在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不在大企业。大企业面临着分流和减人增效问题。新的就业岗位也不在新的现代化大项目的投资上。据对全国新建现代化大项目研究，每吸收一个劳动力需要的投资大约是100万元到300万元，全国这么多人靠它来吸收劳动力是没有能力的。真正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主战场是在小企业。把小企业放开放活， 集中力量抓15000 户大中型企业， 或更集中地抓3000户大企业。 第二是要停止无效投资，停止低效投资。现在许多企业陷入困境，仔细分析一下，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由于重复建设，可行性报告变成可批性报告，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都糊弄过去，最后到市场卡了壳。现在我们操作的几个十分头痛的项目，有的是国家批准的大型项目，没有资本金，还没有验收就面临着亏损和破产，有关方面承认在国家批准的大项目中，有三分之一就是这个前景。比如：山东淄博化纤总厂没有资本金，一投产就亏损，现在正在操作，请齐鲁石化兼并。类似项目可例举许多。企业要走向市场，自己要承担风险，什么是企业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大的风险在投资。由于是国家所有，再加上投资的审批制，恰恰在投资上我们的国有企业最没有风险意识。一项错误或不恰当的投资决策就可能使企业背上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包袱，陷入困境，甚至使企业走向衰退。所以，要使企业在几年之内走出困境，绝不能再增加新的无效投资。 第三要减人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这是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一个基本措施，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性任务。目前，我们正处在产业升级换代，企业转机建制，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化调整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而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劳动力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是没有办法调整的。上海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80年代末上海确立了六大支柱产业，高起点进行技术改造。现在已经形成了后劲。传统的加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必然要做调整。上海在这几年里，关闭、合并等被销号的企业已达700户，产业工人大约每年减少10万人，这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时期，要把劳动力结构的调整放到突出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由于劳动力结构调整的困难，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最大障碍。在国家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的今天，国务院领导及时把充分就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来着手解决这样一个世纪性的难题，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性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改革难，最难的不是别的，最难的是人。人的问题怎么妥善解决？这是个大难题。因此，现在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推进再就业工程，决不是一项简单的救助性慈善事业，而是一项战略性工程。按照上海的同志讲的，建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一座桥，而且是要过河拆桥的。所谓过河，是最后形成劳动力市场，形成人员流动机制。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所说的要搞好企业、搞活企业，我想恐怕最重要是两个方面要活，要能够流动起来。第一个是资产要能流动，资产不能流动、不能动态重组，这个企业活不了。如果说我们的国有资产能够不断动态地流向效益最高的部位、最能赚钱的部位，那么，我们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就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流动机制，资产不能流动或流动很困难。第二个就是人员能流动，这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最有创造性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劳动力，不断地能够流到每个人最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而不是闲置在那里，那么整个社会效率就会提高。所以，人员流动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着重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企业不按照生产经营的需要来决定用人的数量和调整职工队伍的结构，那就成为一潭死水，这当然谈不上“活”。同时，如果职工不能根据自己的能力、特长来选择自己最能发挥才能的岗位，那么显然职工的才能往往会被埋没。在企业停止吃国家大锅饭之后，自身的命运已经随着市场的状况有起有落了，企业已经不是“长命百岁”，也不再是“有生无死”了。因此，职工要稳吃企业大锅饭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目前，国有企业两极分化已经成为现实。这种两极分化明白地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已不可逆转地成为现实，严酷的市场竞争已经无情地牵动着每个企业。因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不是哪个企业愿意或者不愿意的问题，已经成为企业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关口，这是必须要过的关口。由于长期实行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使国有企业拥有大量的富余人员。富余人员有多少是一个谜，有的企业减了20%，生产经营照常进行不会有问题，如果减了30%，可能这个企业状况会更好。人多不仅增加了成本，增加了管理费用，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管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