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单纯强调分割国有大型企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近几年，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经济体制上，俄罗斯强调从行政命令式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反应灵活的、以消费者需求为基础、以价值规律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俄罗斯经济尽快汇入世界经济洪流，这种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强调这一点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应当是有效率的、能够充分发挥本国潜力的、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和繁荣的体制。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多种多样，有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有日本的“企业市场经济”，有瑞典的“福利市场经济”等等。美国和孟加拉国虽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俄罗斯应当根据本国经济已形成的特点，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俄罗斯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化、垄断化，国有大型企业和特大型企业的生产在其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在严格的计划体制下建立的这些企业专业分工狭窄、反应不灵活、懒惰无效率，只是消极地等待和执行国家的指令，成了中央计划经济发展呆滞的重要关节点。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工业的高度垄断成了一块难以挪移的绊脚石，刚刚孕育的市场在这些庞然大物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当宣布了价格的自由化以后，俄罗斯经济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总供给大于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供给大于需求时，竞争将会迫使物价下降，相应提高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使供求趋于平衡。而俄罗斯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自由的价格并未引起竞争和产品价格的下降，各大企业反而利用自己对某一产品的垄断擅自提价，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大降低，人们在瞬息万变的新价格面前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价格却在猛涨，其根本原因是出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竞争，它的目标“不是扩大销售市场，而是保持和增加自己的资本在全国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表现为企业利用消费者对物价反应不灵敏之机，抢在别人之前大幅度提高价格”。在这里，价值规律一点也不起作用。 基于上述原因，不少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将原计划体制下建立的国有大型企业视为改革的障碍，十分强调对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强调分割大型企业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们特别偏好于中小型企业这样一种私有化形式，极力追求市场经济的“自由”效果，认为大型企业的小型化、分散化才是达到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必要条件，才能确保生产中和市场上的竞争自由。另外他们还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尤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小私有者阶层，否则就很难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而小私有者阶层的产生，必须借助于广大中小企业的建立。此外，他们还看到了中小企业的一系列优点，如垄断能力受到限制，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活，能迅速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等等。 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对大型企业采取的限制措施也印证了改革推动者的上述观点。特别是1992—1993年，政府有意减少或停止对国有大型企业的预算拨款，让他们自谋生路，自负赢亏，致使某些企业以现代化设备和工艺去生产煎锅、洁具、旅行帐篷等。政府还利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机会使大型企业分散化，组建小型企业和公司，也使大型企业的经济和科技潜力受到严重损失。应当指出，俄罗斯改革的推动者之所以采取上述措施，是由于对市场经济的“神奇效果”的想象过于理想化、模式化了。他们对本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的特点加以限制，而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则大力扶持，努力发展，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俄罗斯经济起死回生、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很值得怀疑。他们看到了国有大型企业的各种弊病，却忽略本国经济的特点和它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扬己之短，避己所长，难免对今后经济的发展产生灾难性后果。 二、企业和公司的大型化代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猛，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一个国家向市场经济迈出的每一步，都是走向极其激烈的世界竞争的一步，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因而，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不仅要看它能否导致市场关系的建立，更重要的还要从增强经济的竞争能力方面考虑，即看它是否能对提高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起积极作用。这样，俄罗斯就有必要给那些最有经济和科技潜力的部门和企业创造最好的发展条件，鼓励企业和公司的大型化。 首先，大型公司经济自补的能力强。俄罗斯一些主张分割大型或特大型企业的人认为，大型企业到处都暴露出其运转笨拙和低效率的特点，这在俄罗斯是一种普遍情况，然而大型企业的低效率并不是因为它的规模，而是因为官僚化的管理方式，与产、供、销相联系的一切均由国家包揽，以及经济效益没有与个人利益挂钩等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索尼、丰田和西门子公司照样规模巨大，却显示了极大的生机和活力。当然，西方特大公司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种发展活力，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等原因，有的子公司不时地会出现效益下降甚至生产衰退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大型公司就可以运用自己雄厚的资金优势，进行公司内部的经济自补，所以，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大型公司往往不用国家的巨大援助，也能够在世界经济中生存、运转和“漂浮”。当内部机制出现问题时，大型公司也不是通过将生产部门分割、缩小，而是通过完善经济机制，发挥大型生产部门的职能作用，用有活力的公司取代低效益的公司的办法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