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管理学界，科学实证主义都是管理学术研究的主流。对于中国大陆而言，管理学术界更独尊“科学实证”，甚至将案例研究也生硬地归入实证研究的范畴[1]。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有其现实原因，其中之一是1998年之后中国大陆“创建一流大学，与世界接轨”，客观上促使管理学者以在全球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为唯一研究导向，而顶级管理学术期刊绝大部分持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因而巩固了科学实证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在华人管理学界明确提出要对实证方法“彻底检讨”的是黄光国[2]，他强调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从“科学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转变。事实上，科学实证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泛滥已经造成了很大的问题。BEDEIAN[3]通过25年来对管理学相关论文的研究，发现管理学研究者过度追求复杂变量，研究结论与管理实践的相关度不高。徐淑英等[4]指出，“我们专注于严谨，因为它是科学的，并且因为它就是期刊编辑和审稿者的关注点，(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关心现实世界”。AGUINIS等[5]统计了管理学术界384位最高产的研究者，发现ISI所代表的高水平学术影响并没有转化为实践性的影响。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在中国大陆同样存在，郭重庆[6]指出，管理学研究已然成为学者们的“自娱自乐”。 尽管学术界已经注意到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严重，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没有意识到，其根源在于“科学实证”方法的滥用。根据高良谋等[7]的研究可见，目前尚没有研究直接指出从“科学实证”到“后实证”的范式转变将会是解决该问题的直接有效的方法。后实证主义应该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1 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与反实证主义 在与管理学关系较密切的经济学科中，朱富强[8]较早提出了经济学领域中科学实证方法滥用的问题，他指出，在铺天盖地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精神的渲染下，当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能运用这样一种“想出一个研究题目”—“做出几个假设”—“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得出结论”—“再提出理论推测或提出政策建议”的科学论证逻辑的方法。随着科学实证和数理统计的大规模使用，“主流经济学逐渐走上展示智力的道路，一些理论经济学家相信，形式比内容更重要：他们之所以从事研究，已经不再是寻求个人的认知，而仅仅是展示个人的能力——要确保你已经利用了唯一得到承认的分析方法”，“永远不要为你怎样才有可能发现你的模型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哲理问题而冥思苦想”，“主流经济学家就此将自己打扮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 应该说，上述科学实证主义在经济学科中泛滥的情形在管理学中也大致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在主流管理学领域甚少；在主流的观念中，所谓“管理科学”或者将“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观念被广泛认可。笔者曾引用科学哲学理论说明科学实证主义中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以及作为科学实证基础的“还原论”都并非是完全客观的，在此基础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不存在一种完全客观与精确的社会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应该使用多元化的方法[9]；此后首次提出诠释方法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可行性[10]。另外，韩巍[11]指出，实证研究在基本承诺上面临巨大困扰，当下学术界把实证研究尊为最具合法性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明显的误导，存在重大的危害，要想切实推进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品质，实证研究应该走下神坛，然而，他并没有指出应该以何种方法论取代或超越管理学研究中的科学实证主义。还有学者在对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进行分析之后认为，管理学研究应该引入后现代主义，注重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12～13]。 1.1 科学实证主义的问题 从科学哲学思想史来看，从证实走向证伪既是实证主义自身发展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实证主义理论框架内部矛盾得以暴露的关键一步。早期实证主义的核心论点是以能够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来检验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然而个别的经验事实怎么能够被证明其具有普遍意义呢?这是一个严重缺陷，因此早期实证主义很快就被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所取代。波普尔[14]认为：“我并不是要求科学实证系统能在肯定意义上被一劳永逸地挑选出来，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形式：它能在否定的意义上借助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即凡在经验上可被证伪的命题和理论都是科学理论。”波普尔对科学实证主义的这一修正至今仍然是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标准描述，当然，管理学研究中的主流实证方法应用的也是这一“标准框架”[15]。 管理学研究者很少注意到，证伪主义此后也受到严重质疑，其中最著名的质疑是所谓“迪昂-蒯因”命题。这一命题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如果原命题有辅助假说集，严格地说，证伪也不可能。由于命题对事实的说明需要一组辅助假设，当出现反例时，证伪的可能不是核心命题而可能是其中一个辅助假设出错。 “迪昂-蒯因”命题的效应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大部分采用实验室研究法，在实验室中可以隔离绝大部分现实因素的影响，只保留其中感兴趣的研究变量。换言之，自然科学命题中的辅助假设数量很少且可控。在社会科学中不便采用实验室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一旦进入实验室，其心理与人际表现就截然不同于自然情境，因此，证伪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不可行的，且很难列举出社会科学发展史上被完全证伪的理论。对于这样显然的事实，主流管理学界的表现是选择性忽视，从未提出类似于经济学中“参照系”概念的包容、折中的替代性框架。不仅如此，主流管理学界还进一步强化科学实证论在研究方法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