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 Classification:L22 M10 031 一、问题提出 通过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进行创新追赶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实现赶超的必然路径(刘洋等，2013；Herrigel et al.，2013)。然而，由于组织身份差异和单体与系统技术差距的存在，中国企业在试图以并购、合资、新建等方式架构跨边界研发网络的过程中，往往被冠以“蛇吞象”、“与狼共舞”、“农村青年迎娶电影明星”式的解读①。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合理设计跨边界研发网络的架构成为避免吞象后的消化不良、“与狼共舞”过程中跳出风格以及跨国婚姻婚后幸福的关键所在。 引入模块化研究的视角，探索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的协同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情境下呈现的不同设计规则，有助于解构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的关键机制，进而启示中国后发企业如何做出相应的管理响应和开展特定研发活动。事实上，正如“镜像假设”带来的启示(MacCormack et al.，2012)②，组织模块化反映组织寻求问题解决方法的过程，而与之相对应的技术模块化，是预言产品绩效、多样性、过程灵活性和产业发展路径的依据。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的协同成为中国后发企业在架构跨边界研发网络过程中克服组织身份差异和单体与系统技术差距的着力点。 基于此，本文通过四家高技术设备制造企业的探索性案例研究，试图揭示在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过程中避免如下两个问题：①由于中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长期处于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之中，企业内部的规则、惯例和认知模式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研发网络整合过程中存在不容忽视的身份主导逻辑差异问题。②由于焦点企业和被控制单元间的单体技术和系统技术差距，企业缺少独立设计架构规则、开发界面标准、控制通用模块的能力，进而在进行架构的整合与变革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1.案例选择与数据分析 (1)案例选择。本文力图探索“中国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协同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来架构跨边界的研发网络”问题，涉及的因果关系和互动机制没有得到充分解释。因此，采用探索式的多案例研究方法，以期展现这一过程作用机制(Langley et al.，2013)。选择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简称：吉利)、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银轮)和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华)三家案例企业的原则包括三个方面：①已经或正在开展跨边界研发网络的架构工作。②参与国际竞争且有较强的技术追赶需求。③研发网络架构过程均体现一定程度的模块化特征，同时又存在路径差异，对比案例有助于展示概念间的关系。此外，本文选择在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中拥有较成熟经验的万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万向)作为参照引入案例分析过程。 (2)数据分析。为提升研究信度和效度，多位研究者共同收集访谈数据、问卷数据、观察数据作为主要数据，同时收集公开信息、客户信息、新闻报道等二手数据，并对不同研究者和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三角验证(Eisenhardt，1989)。数据分析采用案例内与跨案例分析的范式，具体过程包括四个阶段：①基于收集的一手与二手数据，对单个案例进行数据梳理与核对，每个案例形成3万字左右的报告。②进行单个案例分析并试图获得理论涌现。③进行跨案例的比照，试图获得潜在规律的涌现。④针对模糊信息和关键信息再进行实地调研并与收集的二手数据进行交叉验证。经过以上四个阶段，通过反复分析和验证，进行多种数据间、现有理论和涌现理论间的比对，最终形成类似准试验的案例分析逻辑。 2.案例分析框架 本文是探索导向的研究，如前所述，在核心研究问题的指引下，通过涌现出的理论与案例实践不断比对，逐步形成案例分析的主要框架(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首先分析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的组织身份差异和单体与系统技术差距带来的障碍，然后分别从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的角度解构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并探索两者的协同对于克服跨边界研发网络架构障碍的模式与机制。文中提到的组织模块化和技术模块化均强调“过程”，而不是某个“状态”(MacDuffie，2013)③。组织模块化从组织子系统的半自律性和供求或合作双方信息共享的密度这两个角度刻画其过程(Furlan et al.，2013)，而技术模块化强调技术本身在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分割形成半自律子系统和技术人员劳动分工两个方面的进程(Ernst，2005)。进一步，组织身份是指组织成员共同认定的关于组织核心，特别与持续的特征集合，其本身难以引导和改变(Albert，Whetten，1985)，因此在跨边界背景下，本文对固有的组织身份本身不作出解构，而是分析组织内部网络存在的多重组织身份带来的影响。最后，技术差距则是根据单体技术差距和系统技术差距两个维度进行识别(Henderson et al.，1990)，以期刻画中国企业，一方面在某些单体技术(如某种特殊材料设计技术等)落后于领先企业；另一方面在某些架构系统层面技术上(如为实现某种功能的某些技术的组合方式)与领先企业存在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