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期《管理学报》发表了一篇非常特殊的文章——《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一方面，是该文作者的数量高达39人；另一方面，是文章的“体裁”，是一篇呼吁学术研究“实践导向”的倡议书。文章的主旨：“呼吁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要直面管理实践。从读者、研究者、学生、主管机构、社会评论者的困惑出发，反思管理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主张管理科学研究要重新思考管理的本质，使之从异化中走出来，强化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从中提炼真正的科学理论问题，既可以用理论指导实践，也可以服务于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创建。”[1]韩巍[2]对此文进行了“响应与批评”，他高度认同“实践导向”在中国管理学术转型中的意义的同时，进而呼吁致力于“创建中国管理学”的学者要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 其实，不仅中国的管理学者有“实践导向”还是“理论导向”的困惑与反思，欧美商学院的博士培养、学术研究、论文发表、职称评审制度等，其工作重心也是离“管理实践”越来越远。先是著名的组织学者斯坦福大学的PFEFFER等[3]于2002年发表《商学院的末日：看得见的成功不多》(该文荣获年度最佳论文)。然后是传统美式管理教育模式的长期批评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在2004年出版专著《管理者而非MBA》。接着是2005年伦敦商学院的著名教授GHOSHAL[4]的遗著《坏的管理理论正在破坏好的商业实践》(该文荣获年度最佳论文)的推出。最后是领导力专家BENNIS等[5]的《商学院是如何迷失方向的》。这些作者在学术界的地位都很高，文章的题目也是一个比一个引人注目，文章的内容更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 中国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一味地为了与“国际接轨”，进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也大肆模仿美国商学院的运行模式和学术范式。在当今的“量化管理热”中，中国的商学院过分注重量化研究和数据分析，在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定性研究理应更受重视，尤其是为了建构本土理论，却反而被忽略或边缘化。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学者一味地追随美国的学术前沿和研究范式，不太可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一是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美国学者基本不看，而中国学者也基本不看，大家都盯着超一流英文期刊；二是这样的成果无论是对中国的政府还是企业管理实践都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关注的是美国或全球问题，而不是中国本土的实际以及理论问题。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的前20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已经走过了以学习、借鉴、模仿为特征的初级阶段，软硬件的基本骨架已经搭起。现在面临的是今后20年如何走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6]。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应该借鉴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中国管理学不也应对外来管理学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进而转到“本土讲”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发展曾经多次受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溶解融合外来文化。管理不只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并植根于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传统、习惯和信念之中，以及政府制度和政治制度中，因此，管理，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文化的表象，必须本土化。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建立并实现“中国现代管理学”的梦想。 郭重庆[6]在《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一文中指出，比照经济学界与社会学界“可圈可点”的表现，直言中国管理学界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两张皮”、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吃别人嚼过的馍”、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等弊端。并向中国管理学界发出应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呼吁，应将“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作为管理学界下一阶段的战略发展目标。 郭重庆认为如果要使中国管理科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从“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景的“接着讲”的转变。至于如何“接着讲”，可以对北京大学汤一介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3个路径加以修改：“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对着西方管理学讲”，并将“对着西方管理学讲”放在后面的位置，以此强调先有本土研究，然后再与西方研究平等对话。本文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尝试深入探讨如何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何谓本土管理研究？总体而言，但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主位)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客位)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7]。该理念包含两个主要特点，即从独特且新颖的视角研究某个独特本土现象或该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 1 基于阴阳平衡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更何况管理本身就是文化，须臾离不开自身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的阴阳思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周易》是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周易》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鉴于此，《周易》可称得上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部内涵精深、影响广泛、流传久远的典籍，有“大道之源”之称，是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结晶。“不读易不可为相”的看法在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这正是《周易》的特殊魅力之所在。《系辞传下》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文中所谓“阴阳合德”，即今人所言“阴阳平衡”。 什么是阴阳平衡或阴阳思维呢？从两个阴阳鱼的太极图中可以看出，阴阳代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其核心原则是“对立互补”，既对立又统一。阴阳文化哲学遵循二元动态平衡原理，具体包含三大原则：整体性原则(世间万物均由阴阳两面构成)、动态性原则(阴阳两面相互动态转化，可以从一面为主转化为另一面为主，不断寻找新的平衡)、对立统一原则(阴阳既对立又统一，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非线性特征)。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作为中国独特思维模式，其相对平衡观点不同于，并远胜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扬弃观点[8]。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善于应用整体动态对立统一的方式思维；而且中国古代阴阳思想亦与现代新型逻辑，例如模糊逻辑及矛盾逻辑基本一致[9]，并可将以上两个现代逻辑整合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