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在计划经济下，由于政府掌控了资源的配置权，企业能否获取资源及产量配额主要取决于与政府当权者的关系(Szelényi，1983)。所以政治条件是创业成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环境支持的企业将不可能成长(Aldrich，Wiedenmayer，1993；Bird，1989)。在分权的市场交易中，交易的规则是由出售者与购买者决定的，这为企业家与企业提供了发现新市场的机会及利润最大化的机会，权力的中心由政治向经济转移(Nee，1989)，如此就提高了组织能力的重要性(Saloner et al.，2001)。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政治关联的作用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形成而消失，许多组织研究文献表明，在那些促进创业活动和价值创造的诸多环境因素中政治因素是重要因素之一(Boubakri et al.，2012)。Boubakri el al.(2012)的研究发现，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作用受到了国家制度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积极贡献是存在的。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改革和政府间基于GDP的竞争诱使了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一旦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管理地方社会经济事务的优先权，且又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则它们必然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与政府建立关系就自然成为各类企业的重要战略之一(杨其静，2011)。当然，政治关联对企业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比如Fan et al.(2007)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活动具有多样性，其角色具有多重性，不仅要在政治关联与创新投入之间进行选择，还要考虑到是否要采取破坏性生产活动(Baumol，1990)。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政治关联将如何影响到企业家的投资决策?是更加倾向于将资源投入于研究与开发等创造性生产活动，还是将资源投入于法律、社会制度和习惯所限制的破坏性生产活动(如寻租、关联交易等)?陈爽英等(2010)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研发投资倾向、研发投资强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政治关联甚至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尤其是在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这种掠夺效应更为明显(潘红波，余明桂，2008)。但政治关联如何影响到企业家的投资决策行为，最终是促进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还是遏制了企业的成长，这一问题目前仍旧没有找到明确答案。一个可能的猜想是，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可能还受到其他情景因素的制约，由于这些因素还没有揭示出来以至于出现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国有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比较明显、政府委派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到国有企业可能是因为要他们承担和履行政府的社会功能(Fan et al.，2007)等等，那么这些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投资决策活动的差异性又将如何影响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价值创造? 二、现象与理论假设 1.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比较 本文通过以下指标测量企业的创造性生产活动：①技术人员比例，即企业技术人员与总员工人数之比；②人均专利技术，即以企业年度内申请专利数量与技术人员之比进行衡量。专利技术总量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公布的信息查找到的各个样本企业的专利技术，包括了企业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将这些专利数累计加总后得到专利技术总量；③无形资产比例，即以企业的无形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进行测量。本文选择了以下四个指标对企业的破坏性生产活动进行测量：①关联交易额；②关联交易次数；③证监会公开处罚次数；④证监会公开处罚金额。这些指标数据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中所披露的信息，其中关联交易额、证监会公开处罚金额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本文以董事会成员与高层经营者的政治关联之和进行衡量。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在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的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在政治关联、创造性生产活动、破坏性生产活动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①就企业的政治关联而言，本文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p＜0.05)，这说明民营上市公司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与渴望更为明显。这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是一致的。②民营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比重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民营上市公司的人均专利数也显著高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这就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将资源投资于创造性生产活动。③民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次数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民营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额也显著低于国有上市公司(p＜0.01)，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破坏性生产要低于国有上市公司。
所以，控股股东身份的不同最终会影响到企业政治关联的培育动机、创造性生产活动与破坏性生产活动的选择。如果没有将研究对象加以区别对待(Saloner et al.，2001)，尤其是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区分出来(Fan et al.，2007)，这就势必会影响到结论的稳定性，也就无法确定政治关联与企业的价值创造或破坏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稳定的规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