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战略管理研究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探讨何谓竞争，竞争如何展开并影响和决定组织的存亡、成长和绩效，组织又如何应对和适应竞争以及哪些因素决定组织间竞争力差异等问题。 长期以来，战略管理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一直在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以揭示竞争现象背后的规律。早期的战略管理学者遵循产业组织经济学中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致力于分析产业层面的竞争态势(Porter,1980)。依据这一研究理路，同质化的企业在行业内互为竞争对手，企业通过采取竞争行为来防御、隔离和消除行业中的竞争力量和威胁，以获取定位优势(Porter,1980)。针对产业组织经济学的组织同质性假设，随后的战略群组(strategic group)研究认为，组织是异质的，行业由不同的企业群组构成，每个群组内的企业采取相似的战略定位和态势(McGee和Thomas,1986; Barney和Hoskisson,1990)。在这个框架下，竞争可分解为群组内企业竞争和群组间企业竞争两种，群组内企业竞争的强度大于群组间企业竞争的强度。 虽然上述研究从产业层次(industry-level)和群组层次(group-level)为我们识别竞争对手和洞悉竞争过程的内在特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作为竞争过程最基本、最微观的分析单元——构成企业间对抗(interfirm rivalry)基石的行动/回应(action/response)或攻击/报复(attack/retaliation)的二元关系及其连锁系列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Chen,2009和2010)。为填补这一空白，竞争动态(competitive dynamics)学派开始从二元关系这一分析单元切入，运用相近的实证数据和科学的测量方法考察了行动、行动者和防御者的特征以及竞争行动收益对防御者回应倾向的影响(Chen和MacMillan,1992; Chen和Miller,1994)。竞争动态研究强调竞争的关系属性，为我们探测和捕捉竞争对手感知及竞争关系中蕴含的非对称性、差异性和复杂性提供了重要依据(Chen,1996)。 随着该学派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进一步从组织层次来考察上述二元关系。具体来说，通过对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特定行动的频率、存续时间、速度等结构性特征进行加总来研究竞争行动对绩效的影响(Ferrier,2001; Thomas和Sascha,2009)。与此同时，多市场竞争(multi-market competition)研究则从市场竞争主体之间对多个市场的占有、接触和竞争互动等方面来刻画竞争过程，并研究竞争过程对竞争策略、市场进入与绩效的影响(Gimeno和Woo,1999; Young等，2000)。多市场竞争研究不仅探讨多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动态对抗、克制及外在影响，而且还考察多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竞争动态如何影响单市场竞争主体的战略行为(Haveman和Nonnemaker,2000)。 然而，无论是基于产业层次、群组层次还是关系层次的竞争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群进行组织学习的竞争主体之间展开的竞争。竞争过程会增进组织学习，提高组织能力，而这又会反过来影响竞争过程，改变组织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竞争格局。虽然组织间学习研究考察了知识和经验在竞争主体间传输的载体、形式和机制，但相关研究不是假设竞争外生于组织间学习过程，就是没有考察竞争会对组织间学习产生的影响。 二、红桃皇后竞争理论 红桃皇后(Red Queen)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所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一则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在这则故事中，爱丽丝(Alice)发现，无论她跑得多么快，但与周围的环境相比，她看起来没有任何移动的迹象。爱丽丝问红桃皇后这是怎么回事。红桃皇后回答说：“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上，你拼命地奔跑，最终发现自己仍然原地不动。” 生物学家Van Valen(1973)借用“红桃皇后”的隐喻和意象来解释生物物种之间的共生演化过程，并提出了红桃皇后竞争理论：竞争力较强的物种增大了优胜劣汰的压力，并且催生了更强的存活者，而这又会引发物种间更加激烈的竞争。如此循环往复，为了生存，物种在演化过程中会不断保持相对适应性(relative fitness)和动态平衡性。 Barnett和Hansen(1996)通过融合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生态学重新诠释了红桃皇后竞争理论。这两位作者把竞争过程置于种群的历史演化脉络中，并且展现了红桃皇后竞争过程对特定组织的适应性、竞争力与存亡的影响。这种融合为深入发掘组织学习和竞争过程相互关联、依存和作用的机理，明晰竞争性组织个体卷入共生演化的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和实证发现。 Barnett和Hansen(1996)指出，红桃皇后竞争遵循组织学习理论关于组织决策和搜寻行为的基本假设。根据组织学习理论，组织成员的日常决策基于“满意”(satisficing)原则，而不是基于“最优”(optimal)原则。当绩效低于抱负(aspiration)水平时，组织会开展问题式搜寻(problematic search)，以寻找备选解决方案。一旦发现第一个满意解(即可以使绩效恢复到抱负水平的解决方案)，搜寻过程即告终止，而不是一直搜寻到发现最优的解决方案(March和Simon,1958; Cyert和March,1963)。搜寻的范围是“局部”(local)的，即组织通常对既有解决方案进行渐进式改良，只有当局部的解决方案无法达成“满意”时，组织才会把搜寻空间拓展到“局部”以外，去搜寻其他能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Levinthal和March,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