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管理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富有争议的人物，他影响了流水线生产方式的诞生和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年轻时由于视力问题而被迫从哈佛大学辍学；生前被工人视为野兽般残忍，与工会水火不容，并且被迫在美国国会特别听证会上作证，但却备受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推崇，死后又被后人尊为“科学管理之父”，既受到现代管理学者的顶礼膜拜又不断被他们批判。他就是美国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倡导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 按照西方大多数管理学者的观点，从1911年出版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起始，管理学就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开始了管理思想启蒙运动。可以说，在过去的100年里，管理学的发展完全映照在泰罗科学管理遗产的光环之下，“管理就是科学”成了管理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 泰罗在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关心的就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他不但要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而且还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工人的工资。泰罗对工人的“磨洋工”（soldiering）问题深有感触。泰罗认为，工人的生产率是劳资双方都忽视了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管理人员和工人都不了解什么是“一天合理的工作量”和“一天合理的报酬”。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使人们认识到管理学是一门建立在明确的规则、条文和原则之上的科学，它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经过充分组织安排的大公司的业务活动。科学管理理论对管理学理论和管理实践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它所主张的许多思想和做法至今仍被许多国家所采用。 二、科学管理的遗产 泰罗的管理理念不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是革命性的，而且迄今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留给我们的遗产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管理学的奠基石，并引发了管理思想启蒙运动 应当说，管理学的核心内涵最集中地体现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启蒙思想中。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出现的反抗近代资本主义传统因袭式管理（conventional management）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启蒙思想。近代以来资本主义造就的现代组织以及按照其价值观、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管理原则确立的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效率原则、个人主义和集权主义等基本理念，就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美国管理思想史学家丹尼尔·雷恩（Wren,1979）认为，泰罗是管理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核心人物。在美国工业从企业家、管理者拥有的企业向大规模、综合性公司转型的过程中，泰罗的科学管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提高了管理思想的可信度。泰罗给他那个时代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泰罗并不孤单，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运用、完善、提炼和传播科学管理思想的行列。泰罗是管理思想演进过程中一个重要时代的领路人。管理学家厄威克和布雷克（Urwick and Brech,1945）在他俩合著的《科学管理的形成：13个先驱者》（三卷本）一书中指出，所谓的现代管理方法，即使不说是绝大多数，至少有许多可以追溯到泰罗及其追随者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思想。这些管理方法虽然改进和发展得与原来相比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但其核心思想通常可以在泰罗的著作和实践中找到。即使是今天，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充满了生机。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Drucker,1950）在《新社会：对工业秩序的剖析》中极力称赞泰罗，认为“科学管理是一种关于工人和工作系统的哲学。总的来说，它可能是美国自联邦文献① 以来对西方思想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美国管理学家弗利蒙德·卡斯特与詹姆斯·罗森茨韦克（Kast and Rosenzweig,1979）认为，科学管理的许多思想与马克斯·韦伯（Weber）的科层制思想是相类似的，特别是泰罗提出的“管理本身应受合理的规章制度约束”的观点更是如此。 我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实质上起到了管理思想启蒙运动的作用，它所主张的如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效率原则、科学管理等，都是与启蒙思想有关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Kant,1784）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写道：“启蒙运动的根本就在于把人从自我束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康德当时关心的是把人从宗教的教条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做宗教的奴隶，希望人们有独立的见解。如果我们今天套用康德的话，那么，科学管理的根本就在于把人从经验管理（experiential management）与因袭式管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管理关心的是把人从经验与因袭式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做经验教条的奴隶，做自己的主人，由自己去分辨真假、善恶。从这个角度看，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扭转了人们的思维定势，拓展了人们的思维视野。 （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知识系统地运用于生产与工艺过程管理 泰罗所处的时代，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20年，正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高潮时期，美国工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但当时开发、组织、控制和管理工业资源的低效方式严重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劳资关系的对立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关于如何解决挖掘工人潜力的问题，有人主张用优良的机器来替代工人，另有人主张试行利润分享计划，还有人主张改进生产程序、方法和体制。泰罗很了解他们提出的上述解决办法，并且认为核心问题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把知识系统地运用于生产与工艺过程管理。为此，他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泰罗的伟大之处在于：像瓦特（Watt）把知识系统地运用于劳动工具而发明了蒸汽机一样，泰罗把知识系统地运用于劳动过程管理，通过时间和动作研究实现了管理工作的标准化。按照泰罗的主张设立的“劳动准备部门”目的就在于提高和更新工人的劳动技能。泰罗（1911）认为，通过合理度量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标准，计算一个劳动力一天劳动的合理报酬，促进机器生产系统和技术流程的不断进步，就可以实现科学管理。 美国《财富》杂志编辑托马斯·斯图尔特（Stewart,1997）认为：“泰罗制的精华不只是苦干、不断重复相同的动作和狭窄的工种分类。泰罗的过人之处在于极力主张管理工作不仅要使用鞭子，更要运用知识：在完成复杂工作时，应该善于运用智慧，想出能够更加简单、快捷、出色地完成工作的方法。”[1]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1918）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发明——泰罗制——也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却多余的笨拙动作，指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列宁强调，苏维埃政权要密切注视泰罗制的新发展，借鉴和吸收其先进成果，改善企业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