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及其整合框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雪梅(1981- ),女,河北保定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管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026

原文出处:
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在深入解读经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发现它存在如下问题:比较管理学存在的假设前提没有明确提出;研究范畴缺乏统一的界定;管理移植核心内容不清;管理效率的影响因素虽然已经从复合因素细化为单一因素,但是对于选定影响要素的标准没有指明,所以不能保证影响要素选择的适用性;管理范式流于概念性,范式具体应用未做深入探讨。为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的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整合,并提出相对完整的比较管理范式运作流程:“界定比较管理的研究范畴→厘清比较管理研究目的→确定影响管理要素的选择标准→选择可移植的管理要素→选择管理移植的路径→移植”,重点研究管理移植内容和移植过程。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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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研究者对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在选择、使用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指导框架或者模式,也就是应有一套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必须遵循的一般规律,著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库恩(Thomas Kuhn) 将其定义为“范式”(Paradigm)。

      虽然库恩没有给出有关什么是“范式”的统一表述,但是一般认为,“范式”被理解为每一种科学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具有的一个固定的、自身不再被问题化,亦即不再受到置疑的基本看法。每个学科内的每一解释,甚至每一研究总是在一个范式指导下的解释与研究。更准确一点地说,“没有范式,就没有科学,因为范式是理论化的坐标或者罗盘。以此坐标为地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更进一步,范式的意义是,“范式决定了我们的着眼点,决定着哪些问题是允许被提出的,同时决定着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德鲁克认为假设构成了管理学这门学科的“范式”,①同样作为管理类学科的比较管理,正确的假设也就尤为重要。彭金荣认为企业管理范式的本质是企业内部资源配置及其与外部资源的有机整合、企业流程系统与企业价值创造系统的有机统一、企业管理动力机制三个方面。

      学者高闯认为比较管理分析范式需要解决如何有效学习借鉴不同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企业的管理范式问题,它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界定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范畴。②准确提取影响比较管理分析范式有效运转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资源因素。③确定比较管理范式运作流程,以解决比较管理范式是否可转移和转移程度问题。这也是比较管理在经历一段繁荣后目前仍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首先对经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其贡献与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典型比较管理范式评析

      比较管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管理学分支。它是学者们对各国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它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管理现象”②的异同点、模式及其效果,并且研究这些管理现象与文化地域环境因素的关系,进而探讨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的可移植性,以达到“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目的。许多学者也对比较管理分析范式进行了探讨,但是比较典型的只有三种范式:

      (一)理查德·法默(Richard Farmer)和巴里·里奇曼(Barry Richman)分析范式(以下简称法默—里奇曼范式)

      法默—里奇曼分析范式 (1964)作为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比较管理学分析范式,它把外部环境制约因素、管理过程诸要素和管理效果进行了区分,指明了三者之间递进式的影响关系(见图1),即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影响着管理过程,并通过管理过程影响管理效果,管理效果最终又影响管理效率。他们认为外部制约因素分为四个变量:教育、社会、政治和经济。管理过程的关键要素有:计划、组织、人员配备、领导、控制、业务领域的政策制定等。1980年法默和里奇曼对原范式进行修正,提出了分析比较管理学新范式,即把原来的外部环境影响因素(复合因素)和管理过程关键影响因素(复合因素)细化,并将细化的因素构成矩阵形式的分析模式,最终实现对两个或者多个企业管理水平的比较,横坐标主要包括企业内部职能因素,纵坐标主要涉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因素。

      

      图1 理查德·法默(Richard Farmer)和巴里·里奇曼(Barry Richman)分析范式

      (二)阿南特·尼希根(Anant R.Negandhi)和伯纳德·埃斯塔芬(Bernard D.Estafen)分析范式(以下简称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

      尼希根—埃斯塔芬分析范式(1965)是在法默—里奇曼分析范式基础上提出来的,它除了考虑环境约束条件,还引进了管理哲学③(见图2),管理哲学并非是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环境造成的,管理哲学的一些因素可以从一种文化引入另一种文化。在这个范式中,尼希根和埃斯塔芬认为,管理哲学与环境因素共同影响与决定着管理实践即管理的各项职能的发挥;而环境因素又直接影响着管理效果与企业效果;同时,管理实践也在影响着管理效果,管理效果最终决定了企业效果。

      

      图2 阿南特·尼希根(Anant R.Negandhi)和伯纳德·埃斯塔芬(Bernard D.Estafen)分析范式

      (三)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tz)分析范式(以下简称孔茨范式)

      哈罗德·孔茨(1969)认为比较管理学是为了研究管理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可转移性,所以比较管理研究应当进行以下区分:①把管理科学与管理实践区分开来。②把一般管理科学与企业职能科学区分开来。③把管理实践与非管理实践区分开来。④把外部环境因素和企业的人力、物力资源等因素区分开来(见图3)。

      他指出,企业的两类实践活动相互影响和制约,同时,两者又受一般管理科学、企业职能科学、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两者交织在一起直接影响企业效果。

      (四)三种经典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比较管理学研究范畴的界定、管理移植的核心内容、影响移植的要素、影响移植的要素选择标准、范式运作的可行性、范式的主要贡献和主要缺陷等角度对三种经典比较管理范式进行分析比较(见表1)。

      曾经有学者认为这些有关比较管理分析范式的研究都过于简单化和经验化,而且方法论开发比较薄弱。具体地说,如研究处于分散状态,缺少集成的模式,许多研究只是简单地指出比较对象的异同点,缺乏对原因及可靠性的分析;比较管理学科中经验主义的东西比较多,缺乏理论构建,也缺少定量的方法;研究中存在地域局限性,对群体作用、文化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估计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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