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比较研究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管理学学科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我国管理学者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比较管理研究，是我国管理学界与国外管理学界的对话与融通，发挥着催生中国管理学或者管理学的中国学派的重要作用。高闯教授在论及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发展时，提出要力图形成自己的特定分析范式、专业话语、品位和风格，同时又符合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高闯，2009）。本文认为，这是我国管理学者追求中国管理学以及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独立学术地位的宣言。 以下，本文就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发展问题，提出个人的粗浅看法，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比较管理研究的学科基本特征 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是这门学科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甚至是相邻学科的基本特征。要使我国的比较管理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应首先明确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学科特征。 比较管理研究，简单地说，是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本域的管理与异域的管理研究，这是比较管理研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管理研究的地方。要形成比较，或者说要使比较具有学理意义，一定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处于不同情境(Context)中的主体加以对比考察，或者说，一定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而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系统”（郭毅，2010）加以探索的活动（后文简化为两两比较）。就中国的比较管理研究而言，一定是将中国情境中的管理思想与实践和中国情境以外的异域管理思想与实践加以对比考察的研究活动。 本文以为，比较管理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越性；二是对比性。 比较管理研究的跨越性即研究者的视阈，必须超越两个独立情境的界限，展开对比较对象的本质、内涵与活动规律的探索。跨越性主要表现为空间的跨越与时间的跨越。空间的跨越意味着研究者以自我认同（余为国，2009）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区域、不同语言、不同制度和不同人种的管理思想和实践拿来与自己的同等物进行同步对比，因而这种比较是从空间定位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共时性对比。时间的跨越指的是，研究者同样以自我认同为基础，以自我为中心，从历时性出发，将自我与“他者”进行历史的比对。这是因为，任何管理的实践、管理的理论，都是管理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过程与环节，都是历史事实与现实发展的连续统一。比较管理研究就是从同步性或历史性两个焦点切入，跨越本域与异域的管理展开研究活动，因此，我们说，跨越性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学科特征。 其实，跨越性不仅是比较管理研究的基本学科特征，而且是任何比较研究学科的基本学科特征。这可以从比较文学与比较哲学中得到证明。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2006)指出，比较文学就是不同文学性的跨越性研究。比较哲学学者余为国(2009)认为，哲学比较就是不同哲学之间的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与融通，是异质哲学之间的对比。如果说跨越性是比较文学和比较哲学通过跨越时空去进行不同文学与哲学的研究的话，那么，比较管理研究就是跨越时空的不同管理的研究。 坚持比较管理研究的跨越性可以有如下好处：其一，能给比较管理研究打开无限宽阔的研究空间。比较管理研究可以是跨文明、跨国家、跨民族、跨民族—国家、跨语言、跨制度、跨区域、跨学科、跨时代等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研究。其二，能给比较管理研究标志鲜明的学科特征。任何管理研究，如果没有跨越性，就不是比较管理研究。相反，只要管理研究包含着跨越性，就属于比较管理研究。其三，有助于解决比较管理学科内部目前存在的诸如比较管理是跨文化管理研究还是跨制度管理研究的这类争论。众多“跨什么”的分歧，就可统一在跨越性的框架之内。只要高举比较管理研究的跨越性特征这面大旗，各种理论流派就可按照自己的旨趣从事研究，不再强求非要“跨什么”才有正当性了。 比较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基本学科特征是对比。一谈到对比，常规的思维是首先考虑比较双方的可比性问题。一般的说法是，只有具有相同性的事物才能比较，没有相同性的事物是不能比较的，结果形成“可比”与“不可比”的“比较悖论”（余为国，2009；黄启祥，2006）。如果两个被对比的事物无差异，就没有比较的必要；反过来，如果两个对比的事物完全无共通之处，就无法进行比较。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比较者只好在完全不同与完全相同的两个极端之间折中，提出相似性才是比较研究的基础。所谓的相似性，指的是对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但同时又存在差异（黄启祥，2006）。殊不知，相似性、可比性和不可比性无不是比较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确定正式的比较对象之前，研究者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次初步的、隐性的比较。如果没有这种比较，有谁知道有无相似性、可比性和不可比性？由此可知，对比存在于比较的始终。先有隐性的预先对比，判断诸如相似性、可比性一类的问题，后有显性的后续对比，即在相似性或可比性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比较研究（余为国，2009）。 强调对比是比较管理研究的第二个学科特征，就超越和解决了可比性与否这个悖论。我们指的对比，是指对比本身这个行为，描述的是对比本身的意义（余为国，2009），在对比双方的关系中构建、阐发新的意义。也就是说，对比本身就生成着意义，通过对比，孕育出积极的有生发力的结果。这种结果本身能进一步开启新的视阈，使我们看到两种不同形态的趋近、参照、竞争、交接，最后产生出在两个形态那里都不能产生的新东西的过程，实现两种视阈的交融（余为国，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