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ueger[1]开创性地指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政治关联在世界各国的企业中普遍存在，尤其在司法独立性较差或者政府官员比较腐败的国家。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各种好处，例如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更低的税率、更多的政府救援、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政府补贴。但是，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研究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一些学者发现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有正的影响[2-11]，另一些学者却发现政治关联对公司绩效有负的影响[12-19]。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关于政治关联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不仅可以使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脉络，也可以为国内学者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更加深入的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及企业行为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政治关联的定义以及在实证研究中的度量方法。第三部分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角度综述了实证研究文献。第四部分从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等行为的角度综述了实证研究文献。第五部分为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政治关联的定义及度量 政治关联相关研究都会涉及经济学中寻租(rent-seeking)的概念。寻租在经济学里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超过这种要素机会成本的剩余。Tullock[20]最早有了寻租理论的萌芽，Krueger[1]在探讨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中正式提出来，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学者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关系，必然要给政治关联下一个定义，以便在经验研究中选取适当的代理变量。由于不同学者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以及制度背景的差异，目前在研究政治关联的时候并没有一致的定义和度量方法。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之后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目前度量政治关联的主要方法是，只要公司的控股股东或高管是国会议员、部长或与某位高官以及政党有紧密联系都认为是有政治联系。这里控股股东指的是至少拥有10％投票权的股东，而高管一般是指CEO、董事长、副董事长等。多数学者都采用这种度量方法，只是由于研究的制度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采用这种方法定义政治关联，在实证模型中一般都是用一个虚拟变量来度量，有政治关联设为1，否则为0[5-7,10-11,13,16,18-19,21-25]。也有学者根据政治关联的程度不同而给它赋值或者以政治关联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来度量政治关联[3,19]。另外，国内学者对政治关联研究一般都是以企业家是不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度量，并用各级人大、政协的级次来衡量政治关联的程度[26-27]。这种度量方法一般主观性比较强。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选举期间公司的政治捐献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7-8]。这种度量方法的优点是比较客观，而且能区分政治关联的强度。但是这种度量方法的使用受到政治体制和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另外一些学者用企业的公益捐献来衡量政治关联[23]。 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1、政治关联增加企业价值 在一国法律保护较弱的情况下，股东会利用非正规的手段来保护他们的产权[28]。政治关联作为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可以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侵害。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例如更优惠的银行贷款、更低的税率、更多的政府救援、更大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政府补贴。特别是一些经济转型国家，在法律保护不健全、政府官员腐败以及国家垄断行业进入壁垒较高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创造价值。 Roberts[2]以美国参议员Henry Jackson突然死亡这一事件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参议员Henry Jackson有关联的公司股价下跌了，而与其继任者有关联的公司股价上升了。 Fisman[3]以79家与印尼总统苏哈托政治集团相关联的企业为样本，用1995-1997年苏哈托健康状况恶化的6次传闻来做事件研究。结果表明，与苏哈托政治集团相关联的企业在市场传出其健康状况恶化的消息时市场价值下降了，并且政治关联程度越高的企业市场价值下降得越多，政治关系最紧密的企业的股票收益率比政治关系最弱的企业要低23％。原来这些依赖于苏哈托政治集团的企业，一旦苏哈托的健康状况恶化有可能发生政治更迭，这些与之有关的企业将失去政治庇护，因而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下降了，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价值。 Hellman等[4]对22个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企业通过腐败的方式直接影响政府决策部门，以更主动的方式向国家购买对其产权的个人化保护。通过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俘获者”(Captor firms)有机会获得巨大的收益，以年销售增长为指标，在俘获(capture)现象多的国家中，“俘获者”公司的年销售增长率为其他公司的3倍以上。 Johnson和Mitton[5]以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马来西亚424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政府实施资本管制后，与总统马哈蒂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以前没有在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在1998年9月份，与总统马哈蒂尔有政治关联的公司的市场价值增加了50亿美元，这其中大约有32％是政治关联带来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