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起，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契约理论在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下成为了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但是，契约理论视个人和技术为既定不变，只关注交易成本和组织的激励协调问题，致使企业的生产功能仍然处于“黑箱”状态。对此，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围绕个人与组织的知识、学习、能力等概念，系统、完整地研究了企业的生产及动态演化过程。 一、契约理论的局限 新制度经济学对开启企业“黑箱”的工作始于科斯。科斯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了解释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必须在价格理论工具中增加交易成本概念。企业的存在是由于存在高度的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将这些交易内部化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则通过内部治理的成本进行解释。在科斯之后，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关注的目标是替代性组织结构的相对交易成本，以此在企业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在他们看来，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用一个长期契约来替代一系列市场短期契约，而契约则是创造和调整激励的有效机制。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可以统称为契约理论。 虽然契约理论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问题，但它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而是沿用了静态均衡和最优化方法，所以仍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第一，个体是既定的，并具有既定的、独立的偏好函数。契约理论将原子化个体间的交易作为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所有交易都可根据线性效用水平进行处理。显然，这种简化论处理方法不但忽视了必要的非契约关系，特别是忠诚和信任，而且完全不关心个体的根本性转变与发展过程，尤其是学习过程。第二，企业分析简化为个体间的契约，通常只涉及交易成本最小化。它假定不同治理模式具有统一的技术，这样，在评价治理模式的同时就忽略了对生产成本和技术的解释。第三，集中于比较静态分析，研究焦点变成了静态的交易成本最小化效率，而不是动态效率和长期优势，导致对企业动态因素（学习、创新和技术发展）的处理不充分或完全忽视[1]。因此，很多批评者指出，契约方法把个人交易或契约作为分析单位，就很难理解交易和契约根植其中的各种社会网络。由于交易关系很容易消失，所以难以解释企业作为一个差异性的、历史性的实体，企业只能通过交易成本最小化这一微弱粘合力聚合在一起。 其实有些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德姆塞茨认为，契约方法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尽管管理（治理）方面的知识是稀缺的、高成本的，但生产方面的知识则认为是免费的。因此，有关企业边界的决策因素是不可能考虑生产成本的。科斯也指出：“尽管交易成本分析无疑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企业，但是，一旦大多数生产在企业内运转起来，多数交易成为了企业间的交易，而非要素间的交易，那么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层面就要极大地收缩，决定生产的制度结构的主导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将不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同企业在组织特定活动中的相对成本”[2]。显然，这种“组织特定活动的相对成本”主要指的是生产成本。生产和技术的特征与变迁问题显然是契约方法无法处理的，只能在动态演化的框架内进行分析，即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二、演化企业理论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存在的经济学，那么，演化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成的经济学，它可以被定义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3]。 演化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系统的历时转变，它对“社会经济演化的完整分析框架是由三种机制所构成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但其解释必须考虑人类经济活动的特定方面，它远比生物演化更为复杂”[4]。福斯指出，这三个概念虽然不是讨论经济演化的必要条件，但通过它们可以得出很多有意义的演化解释特征[5]。（1）遗传。遗传概念在演化解释中的意义在于，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们通过模仿进行传递。例如，在演化企业理论中，企业拥有惯例或能力，惯例具有类似基因的功能，它是组织的记忆，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但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遗传还具有拉马克主义特征，即获得的知识可以通过知识传播的社会机制在代际间实现“遗传”。（2）变异。变异直接关系到新奇创生机制，它是产生多样性的直接来源，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理论对经济主体所做的同一性假定。经济主体都拥有一套由决策规则构成的内在结构，不同主体的决策规则是不同的，这些决策规则也很少是最优的，并会随时发生变化。（3）选择。选择是基于某种标准，对一个群体内变异的多样性结果进行筛选。选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生存率的差异。产业内部的选择机制主要表现为企业的不同成长率。自增强机制对选择过程的影响很大，变异产生的新奇事物可以通过开放系统的涨落被放大，进而发展为系统的“主导设计”，最终扩散到整个系统。选择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不会产生新古典的均衡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因素都可以中断通向均衡的路径。 演化范式中的企业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学习过程入手，来解释契约理论无法处理的企业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主要包括：企业之间为何表现出较大的收益率差距，甚至产业内部的差距远大于产业之间的差距？这种收益率差距为何会持久存在？为什么即使是产业内部的企业也具有不同的边界、战略和组织结构？从演化企业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主要存在两个层面的企业研究，一个是系统发生的企业研究，另一个是个体发生的企业研究。前者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思想，主要是从企业群体或产业层面上分析企业行为，其中没有代表性企业，只有不同企业的分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纳尔逊和温特所做的工作。纳尔逊指出：“……企业在我们的模型中与在新古典模型中的处理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我们的兴趣在于产业或整体经济层面上所定义的变量发生了什么”[6]。因此，系统发生观点中的企业拥有个性特征，它们是带着不同决策规则出现的，而新古典理论中的企业只具有最大化决策规则，两者有着根本性差别。在演化企业理论发展的中后期，研究重点逐渐转向了个体发生的研究，通过更多地关注单个企业成长的演化过程，来理解企业间重要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组织学习方法，另一种是能力方法。组织学习以过程导向研究为主，借鉴了组织行为学的很多研究成果，集中关注个体学习的合作以及组织知识如何从这些学习过程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能力方法则更为关注学习过程的结果，主要从知识的意会性、社会性、路径依赖性和互补性特征入手，来解释企业的异质性，并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广泛应用于理解企业竞争优势的产生和维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