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承性与生成性社会关系网络 作为经济运作的基本单元，企业构成了现代经济生活的微观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在主流经济学传统中，“企业”却一直是一个不予考虑的问题，因为它已被假定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理性单元，因而在经济学模型中可以忽略不计。只是到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兴起后，企业本身才被纳入经济学分析对象之中。但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分析建筑在古典经济学微观分析的基础上，仍带有浓厚的主流经济学的抽象色彩，与企业有关的变量也经过大大简化，无法反映复杂的企业现实运作。（注：程恩富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正是出于这一点，新经济社会学家才开始对企业予以现实的考察，从而在经验实证的基础上重建企业理论。可以说，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企业进行研究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所谓新经济社会学视角，就是从社会结构视角把社会关系网络分析工具引入新经济社会学企业理论中，并用此方法对企业进行研究。 米切尔（Michetl）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 将社会关系网络界定为“某一群体中个人之间特定的联系关系，其整体的结构，可以称之为该群体中个人的社会行动”（注：Mithell,J.Clyde,1969,"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mork",in Social Network in Urban Situations,edited by J.C.Mitchell.Manchester,Eng: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当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点即个体不一定仅限于个人，它也可以是组织、群体或是整个社会甚至是国家。社会关系网络中连接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朋友、亲戚，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关系。所以，社会关系网络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它并不是一张平面的网，而是立体交错的空间网络。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包括四个方面，即连接的强度、连接的多元性、连接的持久性和连接的互换性。连接强度是指构成社会关系网络的行动者彼此间关系的强度。不同的社会结构制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其社会经济秩序的构成基础也就不同，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秩序构成基础问题，中国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就不同于美国社会，它的基础在于强关系网络而不在于弱关系网络，而对这种差异形成的解释，只能依赖对不同社会结构下历史传统分析的展开。对于中国社会，这种强关系网络建立具有两个不同的基础：第一个基础是中国人际关系取向的传统行为模式；第二个基础在于中国人所处的隙缝经济文化中正式机构常常不可靠，因而导致非正式的信任机制发挥作用。连接的多元性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中连接关系的同质性程度。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种类越多，则这个网络的连接多元性较高。多元性可操作为网络行动者间连接关系的类型。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的性质就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持久性。因为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连接关系很强，相对而言，网络行动者间的关系较持久和稳定。如果整个社会关系网络连接的关系是稳定和持久的，网络的整合性就高。互换性是指构成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之间的互换对称的程度。社会关系网络连接的强弱以及连接的多元性，直接影响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定性，使社会关系网络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对企业资源配置功能起了很大作用。 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与方法在中国企业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社会文化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家庭、群体利益的服从，社会关系在企业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特征使社会关系网络在中国能够轻易地找到理论的原型和证明的依据。 在中国企业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之为“生成性关系”，即企业行动者通过经济活动本身所创造与开发的人际资源；第二类可称之为“继承性关系”，即在企业行动者进入经济生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先天性人际资源。对于这两种情况来说，都存在着企业行动者对资源建构与利用策略的选择问题。具体地说，既然社会关系对企业经济目的达成具有积极意义，企业行动者在进入某一个经济事件前将尽力确保自己与该事件的其他参与者有着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已经存在，也可能并不存在，需要企业行动者去创造。在第一种可能中，继承性关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因为社会关系本身并不是经济资源，而是获取经济资源的渠道，如何利用现有的人际关系资源开发潜在的经济资源是一个必须予以解决的难题。在第二种可能中，企业行动者采取各种手段来建立关系，对于企业行动者确立自己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建构策略选择的关键，在于企业行动者对纳入其行动情境中的各类因素如何运用理性方法加以分析与判断，这反映了企业经济行动者个人能力的高低，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经济活动的成败。 亲缘、血缘、地缘、情缘等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继承性关系。对于企业成员来说，在进入理性化的企业制度之前彼此间便可能具有某种社会关系，如亲戚、同学、同乡、朋友等。有时候，正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才使得企业中的正式关系成为可能，如企业的合伙人往往是因为彼此相熟才共同创办企业。社会关系与企业中的正式关系混杂在一起，这一点在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明显。在此，以亲缘关系为例来说明继承性关系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的亲缘关系与现代经济关系交织和融合在一起，家族关系经常成为企业经营的基础。在中国的传统农村社会中，社会结构是建构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前者是以家族为核心内容的亲属网络，后者则是以村庄为单位的社会共同体。在改革前的30年农村发展中，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后者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在很多地方，家族的力量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在农村改革以后，部分村集体经济弱化，村社的作用降低，同时在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时，家族亲属重新成为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的制度保障。因此，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以村社及家族等为主建立起来的各种特殊关系作为非正式组织及由此而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对其有着巨大影响。例如，在温州的经济发展中，家族关系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投资到企业的管理、合作，都渗透着家族因素，企业等级结构与命令机制的功能也由家族权威所替代。在企业发展的初期，企业运作通过家族关系来维系具有许多优点，如管理费用低、无需专门的管理人员、不必设立专门财务人员和详细的生产制度等，这就使得家族企业成为内部交易费用较低和效率较高的组织方式。（注：王晓毅、朱成堡著：《中国乡村的民营企业与家庭经济：浙江苍南县项东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