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目标基本实现，被公认为是我国经济的“利好”消息之一。围绕国企“脱困”，有三个热门话题： 话题一：国企“脱困”成绩有无水分。按照国家经贸委公布的四组数据，国企“脱困”成绩斐然。一是国企利润大幅增长；2000年全年实现利润预计达2300亿元，比1997年增长1.85倍；二是大多数行业整体扭亏增盈，在国家重点监测的14个行业中，已有包括轻工、机械等12个行业实现了利润增加或整体扭亏为盈；三是31个省、自治区、市都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四是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摆脱了困境，到2000年年底，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可以减少70%左右。照理说，对如此空前、巨大、全面的“脱困”成就，人们应该兴高采烈才是。但现实生活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积弊，使大家不免对“脱困”的数字心存疑惑。再者，自去年初开始，有关国企“脱困”的报道铺天盖地，各行、各业、各地扭亏的喜讯让人目不暇接。昨天的亏损大户，今天成了扭亏样板，年末还是负责累累的老大难行业，岁首就已盈利多多、捷报频传。变化太快，成绩来得太猛，反而会影响其可信度。当切身感受与媒体报道有较大反差时，人们会联想到“泡沫”二字，这是很自然的。 国家经贸委官员对“水分”问题的回答毫不含糊，认为“脱困目标的实现是实实在在、不掺水分的”。其理由为：“一是经去年下半年对若干企业的调查，发现他们基本做到了资产设备折旧提足，银行利息交足，新产品开发费用用足，税金、工资、养老及医疗保险费用交足，基本不存在虚增收入及利润的情况；二是从企业实现利润的情况看，2000年各个月份实现利润比较平均，基本保持在230亿元左右，这是经营比较实在的表现；三是国家税务总局印证，2000年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不存在欠税现象，这也是企业效益实在的一个佐证。”（《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月11日）有人不满意这类解释，指出对部分企业的抽查即使真实，也不能说明所有企业的情况，至于去年企业各自利润平均和欠税现象少，与是否有水分并无必然联系。还有的学者认为，对“水分”的概念要重新界定，不仅造假是“水分”，非正常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扭亏，也是一种“水分”。如同一个人因吃了增肥药而增了肥，增肥是实实在在的，但增的是虚膘，一旦停了药，又会瘦下来。 关于“脱困”有无“水分”的议论或许还会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关注更多的，将是“脱困”的可靠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话题二：国企“脱困”的真正动因是什么。经历过太多的狂喜与迷乱、轻信与猛醒，现在的国民心态已趋成熟，无论对“政治泡沫”抑或“经济泡沫”，更多的人们不再轻率听信，开始习惯于独立思考和冷静分析。对国企“脱困”目标实现这样的“利好”消息，人们在深受鼓舞的同时，对何以“脱困”不能不多些思量。 概言之，对国企“脱困”之动因的不同认识表现在：从内外关系看，“脱困”是“内生变量”所致，还是“外部注入”使然；从主次关系看，在“脱困”过程中，企业自身努力与宏观环境、政策因素相比，哪个为主，哪个为次？ 较早论及国企“脱困”主要动因的，是《国际金融报》去年8月25日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国家统计局工交司提供的一份统计资料披露，今年以来，工业利润成倍增长主要是政策和市场价格作用的结果，依靠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管理、提高竞争力等内在因素作用还不明显。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累计实现利润162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倍。新增加的利润额中有400多亿元得益于国家降息、债转股、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的实施。商品涨价使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增加利润400亿～500亿元，占全部工业利润增加额的50%～60%。上半年全国工业品价格上涨2%，特别是部分上涨产品涨幅较大，使相关企业和地区受益。最为突出的是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原油开采为例，上半年新增加的398亿元利润90%以上是价格上涨带来的。 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家有关部门对上述问题都有过客观分析。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就指出：“目前企业利润增加那么多，其中含有银行连续降低贷款利率和债转股等因素，也就是说，企业利润增加的一部分，来源于银行利息的减少。”在今年1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分析了对实现“脱困”共同发挥作用的三方面因素，认为“首先是宏观环境的改善。”表现在：投资、消费、出口三方面共同推动经济的增长，为国企发展创造了机遇。“其次是国家政策的扶持”。表现在：一是债转股，减轻了国企债务负担。到2000年年底，有580户企业实施了债转股，总额达4050亿元，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原来的70%以上降到50%以下，当年可以减少企业的利息支出200亿元左右，80%以上的债转股企业当年扭亏为盈。二是核销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推动企业兼并破产。1998年以来国有大中型企业核销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1261亿元，通过兼并破产，国企三年减亏300亿元左右。三是加大对大中型国企技术改造的投入。自1999年起，国家发行的财政债券中用于国企技术改造安排的项目达880个，总投资240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1459亿元，国家给予贴息195亿元。“第三个因素是企业的艰苦奋斗”。特别是企业加大了减员增效力度，3年下岗职工达2100万人，其中13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为国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