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公元纪年以来的第二个千年还有数天即将过去。在我们追忆人类文明于这一个千年中所取得的恢宏伟业时，心中激动不能自已，特别是当“资本”这一概念在人们大脑中出现以后，整个世界的面貌变化更是翻天覆地，昔日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国家、各民族间的交往加强了，彼此间心灵的距离拉近了，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 正是如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大门口，将激动的心情略加收敛，将飞跃的思绪略加收敛，将追忆的目光定格于中国企业的再造运动的方方面面时，回眸1999年，心中虽有激动之波澜，然而总体上却像在负重中进行再造的中国企业一样不能轻松，也无法轻松。 不管是什么性质，也不管其规模有多大，企业就像人体的细胞一样，是整个社会经济运动体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不管它的构成如何，遗传密码、信号传递有多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细胞核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是铁定的。这一细胞核便是决定其他一切次要矛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我们在找寻、捕捉这一主要矛盾时，走过不少的弯路。有人说，股份制好，于是大家一窝蜂上。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而这些失败者恰恰证明这种“三段论式”的形式逻辑的虚妄；有人说：管理是关键，于是人人谈管理，个个企业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制度章程便层出不穷、蜂拥而现，结果不成功者无效者亦大有人在，这又恰恰证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训；更有人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是关键。结果忠实奉行这一观点的“胆量主义者”被市场经济的巨澜冲刷得踪影全无。还有人说：…… 尽管我们允许失败，尽管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要交“学费”，要付代价，但是我们的代价是否太大了。 经过近一二年的市场震荡，各类型的中国企业所涵括的“内核”终于浮出了水面，终于逐渐地明晰起来。 一、就国有企业而言，是谁来为庞大的国有资产负责。 朱镕基总理把心交给了国人，立志使国企3年扭亏，听来确让人振奋不已，跃跃欲试。但如何让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国国有企业在3年内脱胎换骨？经若干年来的摸索，理论界、企业界，还包括政界纷纷把目光聚焦于企业的产权上来了。 就国企的产权而言，本来不是问题，国有就是国家所有，若再论及国企的产权岂不多此一举，无稽之谈。然而“国家”不是一个自然人，它只是政治学中的一概念，于是便有了国家的“出场人”——国有资产管理局，而国有资产管理局也不是自然人，于是便有了由上往下的委派人——董事长总经理。至此，似乎疑问便解决了，即“国家”的“出场代表”便是一大拨董事长总经理了。而这样的逻辑形式便出现了几个必然的推理结果：其一，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必定是政府官员，绝不是企业家，更谈不上是资本家了；其二，他们的薪水报酬只能按行政公务员的级别确定，而不能按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供求规律来确定；其三，也即“其二”的必然结果，他们对企业的责任心不是建立在“权力与义务”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共产党人的觉悟”之上的。 这三个结果又必然演绎出一个结果，即对庞大的国有资产，人人都可负责，人人也可以不负责，从而形成宏观产权明晰、微观产权模糊权利与义务不清的无政府状态。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才萌生出“59岁现象”、“独裁”等带给企业的风险和江河日下。也正是看到了这种现状，一些国内外的仁人志士才这么忧心忡忡—— *中国庞大的国有经济实际上竟掌握在这么一批无力为它真正负责的“假老板”手中，认真想起来，真让人有点害怕（一位不知名的中国官员语）。 *当我了解到中国企业家收入这么低的时候，我真为中国担心（美国银行家罗伯特·库恩语）。 *中国成功企业家的最后，归宿是监狱、刑场和外逃（褚时健代理律师马军语）。 …… 案例一：褚时健，“59岁现象” 未翻过这道“坎”者甚众，其中，以褚时健最为典型。褚时健一手将云南省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卷烟厂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本人被称为“中国烟王”，在褚时健经营的17年中，上交国家利税总额为800亿元，褚17年工资总额为80万元，只是上交利税的十万分之一。玉溪烟厂的红塔山成为中国第一品牌，其品牌价值386亿人民币，为烟厂扩大的资产还未计算，其罪名是“在海外收受贿赂350万美元，被云南法院以重大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于1999年1月判处无期徒刑。” 褚时健犯了“59岁”错误，“59岁现象”也因他之故而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学辞典中的一个新名词。但正是这个新名词，才在企业界、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才使各级政府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认为，褚案太值得深思了，它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案件之本身。他指出“我一直在思考，在中国，一些优秀企业家的归宿为什么总围绕着监狱、刑场和外逃？褚时健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和家庭的悲剧”，“褚案审判已经结束，但思考应该刚刚开始”。 曾任武汉东啤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陈尔程也指出：“把企业经营者只视为党的干部，总是强调搞好国有企业，而忽视了想方设法搞活经营者，忽视了优秀企业家对企业成败兴衰的重要作用，以致出现了国有优秀企业家政治地位不高，经济待遇偏低”，“59岁现象的出现很自然也很正常，如果不出现，那才令人感到奇怪，59岁现象，既是少数国企厂长不可避免的个人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更是过渡时期必然产生的悲剧。” 马军和陈尔程的观点可谓“入木三分”，深刻之极，但问题产生出的冲击波还不仅限于此。因为只有“优秀者”才是如此，平庸之辈便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误”和“现象”。我们在评判是否“优秀”时，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向国家上缴了多少税利。我们的国企企业家们为了达到这种“优秀”，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其精力体力的付出与报酬远不成比例，若想有所改变，结局便是“监狱、刑场和外逃”，那么，谁还想去“优秀”，不如平庸一些反倒来得自在和潇洒。于是，这一正一反、一进一退所带来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启示和教育了更多的有才华、有干劲的经营者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拼搏精神置于休眠状态，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一负面效应，对我国成千上万企业的发展的损害，对党中央“三年扭亏”的勃勃雄心的损害，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