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世纪以来，民主政治曾长期被视为现代政治发展的样板，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卓越贡献，是非西方世界应当努力效仿的典范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自21世纪初起，一向以稳定和先进自居的欧美发达国家，一步步走入累进叠加的危机之中。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基于宗教世界观的价值冲突和认同冲突日益彰显，不仅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后意识形态迷醉，更消解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价值优势，削弱了其向全球扩散的普世正当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的民主和繁荣之间看上去牢不可破的关系开始动摇，民主政治不仅无法帮助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相反，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随着总体财富增加而愈发悬殊。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西方世界在人权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进退失据，积重难返的价值冲突和治理僵局形成恶性循环，民主政治遭遇信任滑坡，各种反全球化、反移民和反体制的力量崛起，形成席卷西方的民粹主义风潮，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以2021年1月6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不满总统大选结果而制造国会山骚乱为标志，美国作为“民主灯塔”的形象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动摇了代议制民主的根基。 在这一连串不断加剧的危机背后，凸显了一个根本问题：通过民主政治来实现国家善治，这条路还走得通吗？为什么在20世纪的长历史时段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能够相安无事、相辅相成，创造了民主治理的稳定传奇和发展神话？为什么走到21世纪的今天，民主政治却无法避免劣治、恶治的发生？当前的民主治理危机，究竟是标志着西方民主走向不可避免的彻底衰败，还是为之开启了一扇改革复兴的机会之窗？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回到对代议制民主的考察上来，尤其是聚焦政党政治对代议制民主的支配性重塑作用。围绕着谁来统治、谁来治理和如何治理这三个核心问题，本文在对政党研究既有理论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之上，提出“弱竞争民主”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分析框架，借之以剖析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悖论与诸多挑战，进而对其未来发展略作前瞻。 一、走向弱竞争：政党政治塑造下的代议制民主 如何处理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是西方代议制民主所面临的共性难题。在摸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践过程中，政党逐渐从一种工具性组织发展成为主导性力量，把代议制民主化简为围绕代表权、治理权和治理术的有限竞争，致力于实现民主和善治这双重目标之间的稳定平衡。 (一)谁来统治：有限的代表权竞争 代议制民主从概念到实践都无法逃脱民主和非民主的内在张力。首先，代议制民主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基于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排除逻辑。这种逻辑假定直接民主虽然是最为理想的“纯粹”民主，但只适合政务简约的小国寡民，而对于地广人稠、政务繁巨的现代国家，只有实行代议制，由少数人去代表人民进行统治，不完美但却更为可行。①其次，如何处理代表的产生和代表的行动这两个代议制过程环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强制委任(imperative mandate)逻辑拒绝承认两个环节的相互独立性，强调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必须服从人民，只有听命行事的代理权，而没有自主行动的代表权，否则随时可以被人民撤换。②自主委任(free mandate)逻辑则坚持两个环节彼此独立，强调人民有权选择代表，但无权干涉代表的自主行动。③强制委任的出发点是人民治国，并不满足于停留在间接民主的过程形式，而是要把代议制尽可能地推向直接民主；自主委任的出发点则是精英治国，要尽可能地限制民主对代议制的支配。显然，代议制民主既无法走向完全的强制委任，否则与激进的直接民主无异；也不能走向绝对的自主委任，否则就是退回反民主的贵族统治。如何在强制委任和自主委任之间实现平衡，如何让民主成分和非民主成分保持共生，就构成了代议制民主的关键问题。 西方代议制民主就此给出的平衡方案是政党政治。一方面，选治分离，承认代表产生和代表行动是形式上各自独立的过程环节。前者交给选举民主，严格限为定期选举和罢免代表，后者交给精英治国，因代表权竞争的合法性赋权而得以去政治化；另一方面，政党贯穿，以政党把两个环节在实践操作中串联起来。代表的产生依靠政党的组织，代表的行动受政党的约束。作为选民动员机制和精英招募机制，政党政治把代表产生从选举时刻扩展到日常的非选举时间，推动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日常化，并对作为党员的代表个体提出组织约束，限制政治精英当选代表后的自主行动空间。④ 在选治分离机制和政党贯穿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代议制民主在事实上被化简为围绕着代表权竞争而展开的政党民主。⑤在代表权竞争中，政党谋取尽可能多的选票，占取尽可能多的议席。胜利者成为执政党，作为人民的集体性代表，拥有对国家治理的排他性支配权，而失败者沦为在野党，被排除在国家治理之外。不过，这种成王败寇的完全竞争逻辑把政党逼入了一个角色悖论之中。现代政党从19世纪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就是强调差异性和对抗性的政治组织。随着普选权不断扩大和巩固，更加严格按照阶级、宗教等阵营组织起来，由于各自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分立和对抗是竞争常态。⑥但是，政治市场竞争远远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因为选民并没有选择公共产品的自由，尤其是投票给在野党的选民必须容忍并服从非己所好的执政党行使治理权。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政党是代表少数人的政治组织，如何能够在赢得代表权后，转而担当起服务整体利益的治国者角色，负责面对全体公民的公共产品供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