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2)07-0045-08 当前，在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之际，霸权话语体系中的边缘国家主权弱化问题不断加剧。因此，如何面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时的核心要素，民族国家又将行向何处，已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民族国家是否还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构成单位，民族国家的产生、定位及其与世界历史之“合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关注与争论焦点。对此，“超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分殊将相关论证的议程框架往往限定于经济主义批判之内，复杂的当代民族国家问题被构境于“全球化—民族国家二元对立”之中，但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只是排斥阶级性的政治论辩。由此，造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批判的弱化。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倾向，与经济主义批判针锋相对，西方左翼学者内出现了一批高度关注政治性议题的学者，他们指出“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1]。而在重拾政治性问题的过程中，伍德(Ellen Meisins Wood)、布伦纳(Brenner Robert)等人重拾民族国家论题，对民族国家的核心论题、解释思维、复杂论证等进行了广泛探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探析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有利于审省西方左翼思想中国家理论的利弊之实，进一步理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性议题的范式作用与时代地位。 一、新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的发生逻辑 理解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首要之务在于理解其出场语境、解释路径与议题框架为要素的理论构境。在这里，新帝国主义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重要范式发挥着深刻的影响。伍德和布伦纳认为，新帝国主义是一种具体语境，决定着其对当代民族国家问题认识的出发点，特别是他们构建的“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框架，既提供了民族国家创建的新解释路径，又为提出民族国家“矛盾—关系”的结构奠定了基础，共同且清楚地勾勒出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出场的发生逻辑。 1.“全球化与主权国家并存的破碎体系”是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出场的历史语境 历史地看，资本的世界性与民族国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现代民族国家出场的历史地平线，而20世纪则是“旧”资本主义向“新”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是“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2]与帝国主义扩张形态的真正实现。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法则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但那些原本从未被商品化的领域和关系被侵蚀了，而且在商品化的持续巩固中资本逻辑的效用持续攀升，甚至以全球化之名长期存在。从20世纪中后期起，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度扩张达到高峰，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转包与外包不断扩展[3]。更为吊诡的是，国际恐怖主义、跨国公司霸权、生态恶化等问题，本质上就是上述深度扩张的消极后果，但却在西方政治话语“去核”的过程中，仅保留了问题的表象层面，形成了各国联系普遍性强化的全球化假象。 事实上，作为一种“不平等逻辑”，资本逻辑操控的市场法则渗透得越深入，不平等的“平等矫饰”就越发难以维系，因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财富和资产正越来越集中化和等级化[4]，“中心—边缘依附格局”逐步凸显，族群冲突愈演愈烈，全球性的社会断裂问题层出不穷，而以帝国自居的美国却难以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理查德·米勒指出，因为美国已经无法担负其特有的责任，其具备的跨国影响只能体现在特权、威慑与破坏等权力现象上[5]。在伍德和布伦纳看来，上述变化造成了新帝国的世界格局，而帝国支配下的市场分散化法则与民族国家体制之间相互背离和排斥造成了民族国家公民认同感的消解与权力流散。在这里，世界格局转变为全球经济与本土国家的破碎体系并存的形态[6]，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由此，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性质的问题成为学术争论的焦点，民族国家话语的不确定性则将这一争论推向了前台。在争论过程中，原生主义者从文化、语言角度界定民族国家，认为种族与认同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质，民族国家仅存在于单一民族地区，并不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而全球性融合是对民族单一性的极大破坏[7]；现代主义者则从国家—公民、共同体角度界定民族国家，认为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质。在此，吉登斯、哈特与内格里等持世界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或通过主权让渡，成为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或与超国家组织集合成一个统一体，实现全球治理[8]；而持国家主义观点的左翼学者认为，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耦合表明国家仍然是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不难发现，尽管上述观点各有不同，但他们普遍将帝国—国家视为对立关系，而凝聚与分裂、国家与全球正囿于民族国家性质界定的解释框架中。 2.“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框架”是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凸显的解释路径 在分析民族国家时，伍德与布伦纳等人具有解释路径的共通性，表现出“一体两翼”的特点。所谓的“一体”是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反思，而“两翼”则是对时代思潮的汲取与批判。伍德与布伦纳等人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并存的破碎世界体系中探求民族国家前景，将作为“政治性议题”的民族国家观融通于时代理论的对话中。 一方面，基于对新帝国主义的总结，从“全球化—国家”关系中凝练出“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关系。在这里，无论是从现代性角度，还是从“族群—象征”角度论证民族国家的存续或消亡，都是基于全球化这一判断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言，“全球通信和经济大潮，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民族国家因此不再能够全面控制各方面的进程”[9]。然而，若以全球性概括全球化本质，就会导致“对新帝国主义及其由多元国家体系所经营的独特的经济控制形式的‘新颖性’和‘鲜明性’产生误解”[10]115。不言而喻，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扩张形态，揭露全球化本质的前提是厘清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就需要追问殖民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初期，帝国主义的扩张并非表面的殖民掠夺与军事统治，而是确立纯粹的经济霸权。当前，全球化更是助推了资本主义经济霸权的扩张。初始阶段的帝国主义为了取得殖民扩张的合法性，从“进步”观念出发，肯定了私人对财产进行生产性使用而使自己获得的权利，这一原则应用到国家便是帝国主义逻辑。虽然帝国主义在早期确立了军事战争与暴力统治的形态，但其本质是缔造一种经济关系。随着市场迫切性的增强，帝国主义减少了对政治强制性的依赖，采取纯粹的经济手段进行统治，即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法则更具普遍性，经济控制超越了政治强制性手段而占据主导地位。易言之，在伍德和布伦纳那里，民族国家的对立面并不是以多元化、多极化、共同体为特征的全球化，而是以新帝国主义的再扩张逻辑为中心的“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