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为宏观历史想象力的复兴提供了有力支撑，并在短短数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可观的学术影响。①倘若该流派承袭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谓“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的思路，那么如何在复杂的历史变奏中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便成为从事历史政治分析的学者们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一名方法论研究者，笔者隐然的担忧在于，从经济学蔓延到政治学的“因果推论革命”(revolution of causal inference)极有可能窄化人们对于“科学”“因果”等核心范畴的理解，并将以反事实逻辑为核心的实验法视作实现科学因果推论的唯一途径。为了避免历史政治学甫一出现便陷入盲目的科学主义崇拜，笔者意图通过讨论具体研究方法的“上游知识”，继而为这一新兴流派提供更为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在权衡当下跨案例研究中十分流行的“控制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之后，本文呼吁将历史政治学方法论建立在建构论的认知模式与律则论的因果观基础之上，并力图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提供新的思考：历史政治学如何在建构论的视角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者何以通过历史叙述实现有效的因果推论。 历史分析中的科学主义偏执 休厄尔(William Sewell)曾提到，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对话的一大障碍就是，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自然科学模式是社会生活研究的康庄大道。②即便众多学者明确认识到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差异，但由于对“科学”的片面理解，导致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依旧将寻求能够媲美自然科学的分析模式视作其最终归宿。这种对“科学主义”的偏执，与当代社会科学形成时的“科学观”以及西方哲学传统不无联系。20世纪中叶，也就是西方主流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最终建立之时，在物理学界已饱受攻击的牛顿世界观在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反倒达到顶峰。③在牛顿世界观中，世界是客观且遵循着某种特定规律运行，时间与空间也具有绝对性，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究客观世界背后的规律。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也贯穿于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笛卡尔强调“同属的各个个体只是所具有的偶性可以或多或少，它们的形式或本性并不能多点少点”。④这意味着追求确定性势必导致“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既然牛顿世界观的科学观在本体层面上意味着客观性，那么，认识论意义上的“科学”便意味着对客观规律的发掘，这投射在社会科学领域即“实证主义”。这里所说的实证主义主要指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该传统主张因果解释是将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与特定案例相结合的逻辑结果，基于演绎法则式解释，研究者得以在社会世界中寻找出像自然世界那般存在的普遍规律，进而实现对结果的预测。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发展历程中，我们见证了诸如“经济增长与民主”之类的议题被拿出来不断检验。研究者相信，只要通过改进分析技术并构建新的数据库——正如自然科学家们不断调整和更新实验器材——人们终究能够更加“科学”地认识现实世界。 在这种本体论认识论的前提下，方法论的核心目的顺理成章地定位于寻求客观世界的确定性规律，即因果分析。那么，“因果”(causation)何以达成呢?这依旧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当今学界的主流观点——无论明确的还是隐晦的——都倾向于将实验法视作实现因果推论的最佳选择。该方法可以通过人为操纵和干预关键性解释变量从而确立因果关系并排除虚假关系，其在内部效度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被视为因果推断的黄金标准。⑤然而，复杂的社会现实使研究者终究无法像实验室那样对各种因素实现控制。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曾指出：“就其科学解释力而言，实验方法几乎是最理想的方法，但遗憾的是，由于实践和伦理上的阻碍，这种方法在政治学中很少被运用。”⑥作为一种替代性补充，大样本统计是在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来考察“可能的原因”是否影响“可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定量研究通过偏相关(partial correlation)的方式来处理控制问题。 “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困境在宏观政治社会分析中更为突出，研究者需解释“可比性”问题，即为什么不同时空下的案例可以加以比较。“控制性比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它通过对那些非解释性因素进行控制以接近“准实验”的状态。例如，比较政治研究往往关注特定地区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这事实上就是对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文化传统等因素实施控制。而近些年兴起的“历史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 of history)，更是为历史政治学提供了有益借鉴。研究者对具有共同点和不同点的历史事件、现象和结果进行控制性比较，以寻求特定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将历史事件的长期冲击纳入因果框架。时至今日，丰富经验研究与方法论思考已经促使控制性比较成为当代小样本分析的中流砥柱，并为探索革命的爆发、社会资本的影响、国家能力的形成、族群暴力、社会动员等重大问题都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为此有学者宣称，若控制性比较能够选择通行的变量与机制以解释重大差异性后果，那么该方法在获得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的同时还可以获得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⑦ 控制性比较为历史政治学中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工具，研究者得以通过相似案例中的关键差异识别因果机制。但尽管如此，我们依旧无法忽视该方法长期以来遭到的各种质疑。近三十年来，“遗漏原因”(omitted causes)和“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似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挂在定性研究者的头顶。即使在定性研究者内部，分歧同样十分尖锐，愈加主流的观点认为控制性比较过于自信于其在辨别复杂因果关系中的能力，且低估了交互作用的影响。⑧与此同时，控制性比较或许远非其声称的那般具有可预测性，并让研究者可能忽视潜在因果关系。因而更多的方法论研究者基本承认该路径是一种“弱”的因果推论方式，“除非放弃小样本比较的方法转而拥抱大样本统计或定性比较分析(QCA)，案例研究意图通过比较方法以实现因果推论所遇到的种种难题便永远无法得到克服”。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