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12-0052-12 一、引言 严肃的学术对话应该以概念的明晰为前提，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满足这个条件事实上非常困难。为了尽可能消除差异化或歧义性理解所带来的交流障碍，研究者出于逻辑自洽的需要，通常会对自己的概念使用予以界说，即要申明，我在某个意义上使用某词。在学术探讨中，只要研究者明确宣布这一约定，并在自己的述论中严格保持前后连贯，大体上就能被接受。 不过，任何约定性的概念界说都包含了主观任意的成分，或多或少。萨托利曾设想过一个极端情形：如果一个人罔顾交互性对话场景的条件约束，指“白”为“黑”，声称“黑”所描述的就是白种人的肤色，那么，他的约定性界说就不是自言自语的问题，而是混淆视听的问题了。考虑到“民主”概念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话语表达中常常被用来指称不同的甚或截然相反的东西，以至于某些人所说的“民主”到另一些人嘴里却成了“独裁”，萨托利设想的上述情形便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①类似的例子还有“封建”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仅存有疑义，而且衍生出了“碎片化”对“大一统”的矛盾取向。② 萨托利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的民主研究和政党研究，虽说涉及相关概念的词源学考释，但其优先关切，则是通过义理辨析，在现代水平上搭建一个具有基础共识的理论平台，以使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思想争鸣变得严肃和有效。③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那部讨论“代表”概念的名作亦如此。④可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就不同了。在时代变迁中，无论政治概念、社会概念还是文化概念，都实质性地嵌入了特定的历史语义场，因而，其差异化或歧义性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独立论题。如果说以今度古会误读历史，那么，要对往昔时代给出尽可能准确的理解，在研究进路上，就应对一系列基本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特定意涵做细致的考察和审慎的甄别。大体而言，德国概念史研究即肇始于这样的问题意识。 中文学者在引介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时候，差不多都会提及八卷本《历史性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该辞典的编纂聚集了众多学者，正式出版历时25载(1972-1997年)，堪称一项浩大学术工程。别的不论，仅只揣度一下组织实施这项浩大工程所必需的思想—智识—方法条件，说它确立了一个新的史学研究“范式”(paradigm)也是不过分的。因为，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要在“概念史”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持续性地开展研习与写作，就得接受共同的核心观点、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进而规划一个合乎本学术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说明大抵也是这个意思。⑤ 德国概念史辞典的三位主编，按年龄大小排序是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和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但学界公认，德国概念史研究臻于成熟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是同科塞勒克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在布鲁内尔和孔茨相继离世之后，科塞勒克独撑概念史辞典编纂的大局，尤为重要的是，借由“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本假设，他将布鲁内尔关于“鞍型期”的初始构想转变成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性研究纲领。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套研究纲领，我们才可以谈论概念史的德国版本。 近年来，梳理概念史谱系的中文作品急速增生，由此引发的学术争鸣也颇具声势。⑦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的既有讨论多围绕“语言转向”之后相关史学方法的细部差异展开，但除了这类“局内”热议，一种来自政治哲学的“局外”观察和评论是否必要？鉴于科塞勒克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汲取了重要思想资源，尤其受到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笔者以为，这样的观察和评论也许是不可或缺的。⑧本文将重点关注并探讨以下问题：(1)解析现代性的生成机理为什么要补充一个“语言方案”？(2)“鞍型期”和“四化”的基本假设是否蕴含某种超越单纯词源学疏证的宏大思想关怀？(3)政治学理论思考，特别是现代政治话语分析如何从概念史研究方法那里寻求有益的启示？ 二、“鞍型期”预设及其隐含的两个研究路向 有学者曾以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类比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问题意识。⑨故事情节是我们熟知的：蛰居在西班牙一乡村的穷绅士吉哈诺，读骑士传奇入迷，遂把曾祖留下的一套生锈的盔甲穿在身上，易名堂吉诃德，立志弘扬骑士遗风。但他不明白，构成骑士精神的那些道德符码，例如“荣耀”“行侠”“历险”等等，在他所处的时代已成过眼烟云了。按照当今的某种流行意见，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乃一荒诞形象，但是，换作德国概念史家的学术口吻，这个荒诞形象所折射的则是两种“概念化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导致这个落差的社会转型过程，便可称之为“鞍型期”(Sattelzeit/Saddle-period)。 在德国概念史家的论述中，“鞍型期”意指连接两座山峰的低落过渡地带，表征的是一道将“旧”欧洲与“新”欧洲分割开来的鸿沟。谙熟本国学术谱系的冯凯(Kai Vogelsang)教授特别指出，概念史在发生意义上是一门“德国的学科”，跟域外思想没多大关联。照他的说法，德国本土的诠释学传统历来强调“语言”之于“理解”的重要性，而伽达默尔的一个洞见则将问题直接摆在了概念史研究者面前——在过去几百年里，历史意识的呈现构成了一种深深的断裂，以致西方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只是扭曲地存在。⑩按诠释学原则，切勿用时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对文本作强制解释，然而，历史变迁却又造成了今人对古人的陌生感与疏离感。此即德国概念史家自觉意识到的问题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