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阻，欧美国家出现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逆全球化运动，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抵触情绪逐渐显露。不同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描述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并解释其根源和机制。本文试图着眼于国际经济与国内政治的互动，通过“双重运动”理论分析逆全球化的社会结构根源。根据该理论，市场的全球化要求与政治的封闭性特点之间存在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世界市场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会逐渐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体制脱轨，最后反噬国内利益，引起社会的反制和自我保护。沿着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资本的全球流动既深刻改变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方式之间的关系，亦改变了国内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前者以跨国资本主义的成熟为标志，后者以跨国资本家阶级和国内资本家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博弈与冲突为线索。那么，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资本的全球性积累是否已经引起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变化甚至分裂？如果是的话，这种结构性变化能否从不同阶级阶层全球化收益的差异中找到某种线索？阶级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力量的调整，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民族国家在新的阶级整合与世界体系中的历史定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理论视角：“双重运动”与阶级结构分析 1.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双重运动” 本文所讨论的“全球化”主要涉及其核心层面——经济的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它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能够跨国跨地区流动，最终使世界经济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而“逆全球化”(reverse globalization)则指与全球化潮流相反的运动，与之相关的有另外两个概念，即“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前者着眼于社会运动，表现为反全球化的理论思潮、国际论坛、街头抗议等，1999年底的“西雅图之战”即被视为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后者侧重于政策和规则，指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和民众要求将反全球化的主张制度化，制定相关政策限制全球化扩张，包括贸易保护主义、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严格限制移民流入等。作为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运动的综合体现，逆全球化是反全球化的舆论压力和去全球化的制度约束共同作用的效应和结果，初期分散表现为贸易、投资、移民的逆全球化，后期集中体现为使全球化倒退的国家化倾向①。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逆全球化问题在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此乃主流资本主义(主要欧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由社会主义中国所倡导、众多发展中国家积极响应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恰恰是为了应对逆全球化危机、谋求共赢发展的新探索。 逆全球化其实与经济全球化相伴相生，它们是两种不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对此，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以下简称《巨变》)一书中提出了“双重运动”概念并进行解释。他认为，市场过度扩张会引起社会反弹，两者形成相伴相生、相互制约的“双重运动”：“其中之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受到商人阶级的支持，而且以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为手段；另一个原则是社会保护的原则，其目的是人类、自然与生产组织的保护，受到最直接被市场制度伤害的人的支持——主要是工人阶级与地主阶级，但并不限于此，它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工会，以及其他干涉工具为其手段。”② 波兰尼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解释了为何传统国际秩序在维持了近百年(1815年到1914年)的和平后会突然爆发战争和经济崩溃的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原则必然要求某种自发调节、自我监管的“乌托邦”状态，一方面将劳动力、土地、货币等要素彻底转化为商品，另一方面拒绝政府的干预和管制。这是“双重运动”的第一阶段。然而，劳动力是构成社会的人类自身，土地是社会存在的环境，货币是体现人类心理需求的购买力象征物，这三种要素是社会存续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人本主义特征，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彻底商品化。但是市场的膨胀却强行让社会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将人类的需求置于非人性的市场逻辑之下。 由于市场原则与社会运行之间存在矛盾，前者的扩张必然引起后者的反抗和自我保护，以及政府的干预和管控。这就是“双重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即社会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方面的反抗或限制。正如波兰尼在《巨变》中所指出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市场力量被过度释放，最后造成了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与之相应，民族国家发展出各种形式的社会反制与保护措施，包括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甚至极端的法西斯主义。 “双重运动”有力地揭示了市场的无边界化、高度同质化与国家(政治社会)的边界化、异质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与这些要素所具备的社会属性(此社会属性会被民族国家以法律制度形态加以封闭或设置壁垒)之间形成了扩张与限制(或自我保护)的相互约束。
